南京城外延的日军控制区的上空，雷音隆隆中，一支由上百架飞机组成的中国空军机群在缓缓地盘旋着，包括四五十架bf-109战斗机、二三十架ju-88轰炸机以及三四十架ju-52运输机。运输机的驾驶舱内，飞行员都穿着乳白色的橡胶防化服且戴着防毒面具。看到中国空军机群夺空而来，地面日军纷纷躲进战壕里防备空袭，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开始稀稀拉拉地对空开火，几架中国飞机被击伤，拖着烈火黑烟坠向大地，其余飞机从容不迫地执行着任务，轰炸机猛烈轰炸冒出日军防空火力的地方，战斗机警惕戒备天空，防止日军战斗机赶来参战，运输机则飞向飘扬着太阳旗、有较多日军出没的地方，然后展开投弹。
“空襲！空襲！”声嘶力竭的日语嚎叫声中，还在地表上的日军急忙钻进战壕。
沉闷的破空声中，飞临日军头上的国军运输机劈头盖脑地扔下“炸弹”，看到这一幕的日军都蜷缩身体、捂住耳朵，但很快，日军发现根本没有爆炸声，也没有火光巨响，只有“噗呲！噗呲！”的怪异声，但日军阵地上同时又血肉横飞。回过神来的日军惊愕地发现，正在血肉横飞的不是自家同伙，而是中国空军运输机扔下的那些“炸弹”，或者应该说是“东西”，那些东西落地后摔得烂肉四溅、脓血pēn_shè。
中国空军的运输机群在对日军阵地展开“轰炸”，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死人，是城内那些感染病菌后死掉的霍乱患者、伤寒患者、鼠疫患者、肺结核患者的平民尸体。一架个座位，可以乘坐18名步兵或伞兵，挤一挤可以乘坐25名军人，用来装死人的话则可以装40具以上（反正死人不需要考虑舒适性，层层叠叠地堆在里面就行了）。出击的这些ju-52犹如“飞行棺材”，每架的机舱里都装满染病后死掉的平民尸体，飞行员都穿着密实的防化服，驾驶飞机飞到日军阵地上或控制区内，一股脑地把死人扔下去。从几百米处被空投下去的死人在落地后自然摔得稀烂如泥。
日军阵地上，ju-52运输机在呼啸而过后，地面上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绽放开一滩滩烂肉和一团团四溅pēn_shè的脓血。三四十架ju-52运输机，一次性地把1500多具感染者尸体扔到了日军阵地上，摔开了1500多个人肉感染源，并且后续还有第二波、第三波乃至更多。
接到报告且迅速明白南京军用意后的畑俊六中将等日军高层无不惊恐得面如土色，继而毛骨悚然地拼命下令：“快！立刻隔离遭到支那军‘细菌轰炸’的那些部队！绝不能让疫病扩散开！所有人员都要进行体检！调遣医疗部队前去扑灭疫情！向国内请求派来更多的医生！我们还更多的药物！快！快！”
想到疫病在自己麾下几十万大军里扩散开的场景，畑俊六中将如坠深渊、不寒而栗。
日军对南京军实施细菌战后，战局不但没有像日军高层预测的那样“一举制胜”，恰恰相反，日军反而陷入巨大的仓惶中，因为南京军“就地取材”，把城内感染病菌而死的平民尸体用运输机扔到了日军头上，不止如此，围攻南京城的日军还不得不“退避三舍”，因为南京军把日军的细菌武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双方拉锯区或对峙区内，可以看到这么一幕幕的场景：一辆辆南京军的汽车，满载着感染病菌而死的平民尸体，开到两军拉锯区或对峙区或直接是南京军阵地前数百米处，把死人扔了一地，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南京军阵地前。数以千计感染病菌而死的死人，形成了南京军阵地前的一道“铜墙铁壁”，让日军望之色变，根本不敢进攻，因为进攻路线上都是感染疫病而死的死人，并且还因此而被迫后退一定距离。
南京军跟日军一样都是血肉之躯，日军害怕病菌、会被病菌感染，南京军自然也是一样，南京军不可能会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对此，南京军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消毒防疫措施，比如扑杀老鼠等会携带病菌的动物，喝水都必须经过高温烧煮，饭菜也进行高温杀菌，一旦发现疑似患者立刻隔离，生活区域都用生石灰粉等物进行消毒等等。实际上，南京军内已经出现感染者了，疫病已经在南京军内出现并缓慢扩散，南京军努力做的一是减缓疫病的扩散速度，二是拉着日军一起感染。
5月28日这天夜里，南京军在中华门外发动了一场反击战。
这场反击战的规模和力度都不算大，只是营级的，但壮烈程度却堪称神鬼落泪。雨花台沦陷后，中华门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中，日军屡屡进攻中华门，随时可能因此而突入城内。五月二十八日深夜十一时，南京军800余官兵对中华门外的日军第11师团第22旅团发动了反击。第22旅团虽然损失很大，但仍有五千之众，南京军八百人攻击五千敌军，称之为“以卵击石”也不为过，但真实情况是，南京军的这800多名官兵都是已经感染病菌的病号军人，带队的是也已经感染上肺结核的预备第2师副参谋长吕旃蒙上校。吕旃蒙生病后拒绝接受救治，他对过来劝他的预2师师长陈明仁说道：“师座，算了吧！我知道，我们药品非常少了，肺结核是很难治好的。用来救我的青霉素起码可以救好三十个正常受伤后的伤兵，所以何必浪费呢？死就死吧，军人本就该死在战场上的。”
陈明仁情不自禁地潸然落泪：“旃蒙啊，你还有什么心愿吗？”
吕旃蒙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