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借使者事件羞辱明朝，让崇祯与杨嗣昌议和的计划泡了汤。面对同仇敌忾、群情激昂的场面，杨嗣昌一改之前的镇定自若，连站出来反驳的勇气都没有，崇祯也不敢再提“议和”二字。
嘈杂声中，唐世济大声说：“陛下，鞑子这般羞辱大明，和谈已无可能，唯有一战！请陛下下旨，传召文登营入京勤王，驱逐鞑子，解京师之围。”
崇祯打起精神，询问：“众爱卿觉得如何？”
杨嗣昌思虑再三，硬着头皮出列说道：“陛下，勤王兵马又何必舍近求远？广渠门外有宣大、山西两镇精兵，加上已经返回的关宁军和大同镇兵马，只要派一得力大臣督师，赶走多尔衮并非难事。”
崇祯望了望文武百官，迟疑地问：“你要留在京城替朕出谋划策，陈爱卿身为本兵也要坐镇兵部统筹调度，那么还有谁能担任督师呢？”
武臣勋贵的队列里忽然有一人出列，朗声说：“臣愿为陛下分忧！”
众人定睛一看，却是襄城伯李国桢。
李国桢是永乐年间大将李濬的后人，世袭襄城伯的爵位，现在是京营总督。当年永乐皇帝朱棣还是燕王时，李濬就是其麾下得力干将，跟随朱棣起兵靖难，转战南北，累升都指挥使，封襄城伯，禄千石，永乐元年，出镇江西，名声虽不及张玉、朱能、丘福等人，却也是靖难之役时期的名将。到了李国桢，已经是十一代襄城伯。
崇祯想了想，李国桢虽然没有经历过多少实战，但平时谈论兵事，颇有见地，能言善辩，而且身为勋贵，忠心也不必担心，在没人可用的情况下，倒是可以一试，总好过让清军堵在家门口耀武扬威却不发一兵。
他点点头：“爱卿愿勇挑重担，朕心甚慰。那就命你任大军统帅，统领京城外各路勤王兵马，驱逐奴酋多尔衮。”
李国桢大喜，信誓旦旦地保证：“请陛下放心，臣誓必击败多尔衮，解京师之围！”
李国桢虽然身为勋贵，而且担任京营总督，看着地位显赫，但在朝堂上却是不折不扣的边缘人物。土木堡之变后，勋贵的地位一落千丈，权力都在文臣手中，而且京营也只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重要性远不及关宁军等边军。这些年来他一直想找机会上位，恢复祖上荣光，这次正好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至于能不能打胜仗，李国桢并不是太担心，有三大边镇加关宁铁骑，而且背靠京城，主场作战，后勤保障有极大优势，就算不能正面击垮多尔衮，拖也能拖垮对方吧？清军毕竟是深入大明境内，粮秣全靠劫掠，总不能无止境地耗下去。所以主动请缨时，李国桢玩了个小小的心机，只说要赶跑多尔衮，却没定期限，到底是三五天，还是两三个月，谁也说不准，总之能耗到清军撤兵就行。
杨嗣昌却担忧地望着李国桢，欲言又止。他不相信这个纸上谈兵的勋贵有能力打败多尔衮，但皇帝开了口，眼下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又能怎么样呢，总不能自己亲自撸袖子上吧？
至于其他大臣，也没有人站出来质疑。人家襄城伯忠君爱国，总不能打击积极性吧？反正又不是自己上，左右没有损失。
没人反对，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崇祯当即拍板，命李国桢率领京营从广渠门出城，会合宣府、山西两镇，与南面返回的关宁军、大同镇夹击安定门外多尔衮统率的左翼大军。
大军出城的那天，锣鼓喧天，百姓夹道欢送。普通百姓并不知道nèi mù，只知道襄城伯愿意出城赶走鞑子，这是大好事，要不然整日当惊受怕，害怕鞑子攻入城内杀人放火，日子也是难熬。
李国桢坐在高头大马上，身披闪亮华丽的盔甲，左顾右盼，踌躇满志。他身后的京营官兵也是衣甲鲜明，身材高大，清一色鲜衣怒马，神机营的红夷大炮更是气势十足——京营的军官和兵士大多是勋贵子弟，光论外表，可比饭都吃不饱的普通明军强多了——看着这些身高马大的“精锐”，百姓们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觉得赶走鞑子指日可待。
在全城百姓的欢送下，李国桢率军出城，在广渠门外召集虎大威和杨国柱训话，然后集结人马，向永定门进发，同时派人传令正在返程途中的关宁军，勒令他们配合自己，两路夹击多尔衮。
李国桢的计划很简单，先聚集大军，跟多尔衮试探性地打一场，最好能捞些首级交差，向崇祯初步证明自己的能力，然后扎营与清军对峙，倚仗背靠京城后勤保障的优势，慢慢和多尔衮耗，等到对方粮秣不足撤兵，就算完成任务。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行军途中的高起潜收到命令之后，毫不犹豫地丢到一旁，嗤之以鼻：“一个纸上谈兵的勋贵，不过是赵括之流罢了，居然夸下海口要击败多尔衮数万大军，真是不自量力。他要送死随他去，咱家可不会巴巴地赶去陪葬。”
监军不愿蹚浑水，祖宽等将领自然乐得清闲，于是关宁军过了固安之后，滞留在大兴县，不愿再往前一步。
古代战场的消息传递滞后，李国桢并不知道关宁军的动向，仍然领着大军按原定计划赶到了安定门外，摆出架势，与清军对峙。
多尔衮早就知道了明军到来的消息，也摸清了李国桢的底细，在对方抵达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战斗部署。他派阿巴泰在南面戒备关宁军，然后领着主力朝李国桢的队伍迎了上去，大战一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