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没事了，回去告诉你们家主不要乐不思蜀，根烂了，果子接的再多也是枉然。”
王浩根本没回来，他留在日本了，前两页说的都是他在日本混的如何滋润，很有点给个州官都不换的意思。
从第三页开始改成了英文，一看就是王雄那三个孩子的手笔。内容非常丰富，全是当下日本社会的状态和各种政策介绍。
和箱子里的礼物与码头上的倭人相比，洪涛更愿意看到这些东西，把海船打发走之后就匆匆回到书房，关起门来仔细研读。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日本的状况完全不像中国史籍上记载的，或者说中国史籍的记载只是一个片面，其它方面并没显露出来。而王雄他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从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此时日本的面纱。
在史料上日本和中国最早的接触始于公元57年，顺便说一句，中国史书上没有公元这种纪年方式，也没有1089年，只有各位皇帝的年号。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不用一边看一边查年份，咱就不那么认真了。
公元57年是什么时候呢，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据《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记载，建武中元二年有倭奴国使节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
这枚印后来于年在福冈博多湾的志贺岛被发现，金印印面呈正方形，边长约4厘米，印台高约3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5厘米，上面篆刻着汉委奴国王字样。
从此开始中国两国就开始了密切交往，很多日本国王都受到了册封。到了隋朝，日本推古朝的圣德太子为进一步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技术，派出了由小野妹子率领的第一批遣隋使携国书出使隋朝。
隋以降，遣隋使改成了遣唐使，直到公元894年，日本共派遣了12批遣唐使，着重学习了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并以此为蓝本开始了大化改新，颁布了大宝律令，向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迈进。
以上是国家层面的交往，有关两国的商业贸易记载多见于唐朝。根据日本寺庙里的书籍记载，延喜年间日本的王公大臣经常私下和唐朝商人交易，先用高价把好货物都买走，等日本政府来收购的时候货物十不存三。
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一条法律叫做“类聚三代格”，禁止任何人未经官方定价就与唐朝海商交易，有点物价局制定指导价的意思，民间称为延喜禁令。
这份禁令在中日商业交往活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日本对外政策从此走向了闭关锁国时期。
公元911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渡海制和年纪制，限制宋朝海商到日本的次数间隔最少两年，还禁止日本商人、僧人、官员随便出国。
按照这些律法的规定，宋朝海商的船只抵达日本港口之后必须要提交包括申文、货物目录和市舶司颁发的商人容貌、衣裳束装绘图等材料。然后入住有资格接待外宾的旅店或者鸿胪馆，并由大宰府派人接待。
这一点日本政府采用了拿来主义，全完学习了宋朝的禁榷、合买、抽解制度，用来控制不同种类货物的售价和输入量。但也有不同，日本没有市舶司，而是由一个叫大宰府的机构全权负责海关出入检查登记。
当外国商船抵达之后，要接受大宰府官员的“存问”，类似后世的海关检查，船只什么时候抵达、船上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带了什么货物都要明确记录。
存问之后，如果货物比较多，大宰府就得把这件事儿上报给京都的日本朝廷进行“阵定”。大概意思就是相关的几位大臣一起合议，把结果批复给大宰府，最终决定让这些外国商船在日本港口停留多少时间。
那要是外国商船对阵定结果不满意或者有意见咋办呢？还可以上诉，在日本称作“廻却”。
接到廻却请求之后，大宰府要立刻上报太政官，由朝廷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再把审核结果发还大宰府。
当然了，也不是谁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廻却请求的，必须是大事儿。多大才算大呢，王雄在信里说明了一下，就是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大事儿。用后世的话讲，应该叫做容易引起外交纷争的事情。
如果一切手续合法，经过大宰府的存问、阵定之后，就相当于货物通关，下一步才能进入日本国内市场按照大宰府规定的指导价进行贩卖，叫做和市。
不过日本政府又禁止私人和外国商人随便接触，那该怎么卖货呢？如果大家见过改革开放前的友谊商店和外交人员服务中心，就很容易明白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件事儿的了。
大宰府会把外国商人统一安置在指定的舘驿内，就好像改革开放前国内为数不多有接待外宾资格的宾馆一样。
外国商人的贸易活动只能在这些宾馆里展开，所携带的货物先要由日本政府统一采购，他们挑剩下的再由一些得到政府允许的日本商人来采购。
按照大宰府的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在阵定给予的停留时间之前把货物卖光，然后在最近的季风来临时上船回国，平时不能随便离开舘驿到处乱逛。
除了交易规则之外，王雄还把两国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和港口也打听清楚了，结果同样出乎洪涛意料。不是太多了，而是有点少的可怜。
按照日本政府规定，博多、肥前这两座港口是接待大宋海商的主要官方场所，而西海则是日本人偷渡来大宋和宋人海商走私货物去日本的主要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