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吕哲真的在长沙郡境内歼灭了百越的大量人手对于楚国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灾难，空出手来的吕哲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会转向楚国！
景驹失去方寸之下再说错话，他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吕哲行礼，然后赶紧的能抽身就抽身，将自己的存在感降低到最小，能不引人注意就绝对不引人注意。
在那么一刹那，蒯通的眼睛彻底亮了，他之前还不太明白自家主上留下驺无诸是什么用意，只觉得光是“驺无诸向往华族文明，因此让吕哲产生好感”这一条就显得吕哲想法荒谬，现在他彻底的明白过来了。
在蒯通想来，吕哲留下驺无诸的行为太妙了，作为俘虏的驺无诸可以随意让他们摆弄，他们想让驺无诸说什么就是什么，且湘水西岸一战吕哲军也俘获了一些来自楚国的工匠，那么一旦吕哲想再次向楚国派大军征讨完全就值得操作了。
所谓的操作不是拿这个当开战借口，而是楚国对百越的援助这一个重点，这点可不能搞混了。
楚国勾结百越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说不管是哪个国家勾结谁（包括异族），在现在的价值观里其实都不算什么，毕竟春秋战国的历史只要有机会增加战力，谁在乎谁勾结谁啊。
华夷之辩现在还没有形成概念，最早出现的是在秦成公阶段，那个时候晋国非常强大，周天子麾下的诸位封君对晋国万分忌惮，其中又以被中原诸国看不起的秦国最为警惕。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史学家认为是“华夷之辨”的首次出现，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秦国刚刚败在晋国手中，为了怕晋国报复因此有人建议与南方的楚蛮结盟，有臣子认为不是一个族群的楚蛮根本就不可靠，因此产生谏言。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意为族类：同族的人。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必定不同我们一条心。
又有《徙戎论》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春秋时期的鲁国是记载周室历史的国家，《左传》其实就是一本记载历史的书。
《徙戎论》则还没有出现。那是三国之后的晋国，而不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徙戎论》的历史背景是内战已经把华夏人口基本都内耗完了，土地大而人口少，北方的胡人（戎泛指游牧）已经在蚕食北方的土地，关中又被戎狄渗透蚕食，江统认为“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向朝廷谏言。可惜的是当时是贾南风执政，因此不被采纳。
江统的言论会被记载并不是由于《徙戎论》在当时的西晋流传有多广，而是《徙戎论》在出现后的十年发生了“五胡乱华”事件，因此才为历史记载，算是西晋作为华夏（汉朝之后的汉族）的罪人的罪证，拒绝采纳《徙戎论》的贾南风也成了钉在华夏耻辱柱上一员，可是后面不断有异族统治汉族，天朝又为了民族和谐，因此关于《徙戎论》的历史鲜有人知，连带在“五胡乱华”时对汉族有“存族”恩德的冉闵也成了刻意被消除影响的一份子。
总的来说。“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不但在春秋战国相当模糊，秦一统天下之后也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倒是因为汉朝的汉武帝刘彻对匈奴展开战争，大半个汉朝历史都是在和匈奴打仗。汉朝期间出现了“民族”的概念，汉族也因此而出现了。
华夷之辨在汉朝被形成一种思想有着儒家的功劳，五胡乱华后杨坚建立隋朝更是对汉族有着难以估计的贡献。
当时的杨坚是经历了南北朝的阵痛，建立隋朝之后一直在打压胡族的影响力，扩大汉人的影响力，但是后面隋朝灭亡这一事情就中断了。到了李唐时期因为李氏本身就有胡人血统，提高汉族地位弱化胡人的影响力等于是在打自己的脸，所以就采用“海纳百川”来作为修饰，其结果是李唐经过武则天的“武周”经历的数十年的“灭亡”又原地满血复活，但是到了李隆基重用胡人将领的阶段……唐朝被胡人给灭了，然后华夏再来个五代十国。
是不是扯得有点多了？其实没有，现在（指吕哲穿越的时间）的价值观是没有民族概念的，华夏历史很多时间都是没有民族概念，到了近现代的“我大清”更是不敢提什么民族概念（提了等于是在鼓励汉人造满人的反），所谓的“民族”和“国家”的概念还是那群“二鬼子”从西洋人那里带回来的舶来品。
所以了，要是用楚国勾结百越来作为吕哲对楚国开战的借口根本就站不住脚，至少列国是根本不会赞同这个说法的。
不过没关系，有句话叫“上有所好，下必趋之若鹜”，吕哲是个有“国家”和“民族”概念的人，而且很偏执的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向人灌输，作为吕哲的臣下自然是自家主上怎么说就怎么信，那么其他国家怎么想关他们屁事，他们反而要将自己的想法强迫到其他人脑袋里，不然怎么能彰显自己的强大？
蒯通的想法就是那么直接：我比你强，所以我的道理就是你的道理，你不接受我的道理没关系，因为我比你强就打到你屈服了接受为止。
迎接仪式结束，与蒯通同车的吕哲听完露出了目瞪口呆的表情。
看来对于百越的大胜让包括蒯通在内的臣下心志都暴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