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朝廷管蜀王府事的正式诏书，与廖大亨的勾结成奸，顺庆知府的主动投靠，是朱平槿自穿越以来，取得的最大政治成果。这些政治成果，必然会通过军事和经济两条线传递出去，从而为朱平槿赢得更多的好处。
上次成功化解四面楚歌的危机之后，朱平槿曾与老婆欣喜若狂，狂吃了一顿火锅，拉了三天肚子。可如今更大的成功摆在面前，朱平槿却面带忧色，闷闷不乐。除家庭原因之外，主要原因是朱平槿突然发现，以廖大亨、江鼎镇为代表的蜀地官绅，已经逐渐失去了对大明朝廷和当今天子的信心。他们开始在政治上急速转向，重新寻找能够代表他们利益、能够保全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这一幕在历史中真实发生了，在蜀地，也在大明各地。
当大明朝最后一支精锐机动部队孙传庭率领出关潼关的秦军被李自成击败之后，大明士绅事实上已经默认了改朝换代。当李自成称帝西安，建元永昌之后，大明官绅们争先恐后，采取各种手段款曲李自成。
在朱平槿的记忆中，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正旦登基，不久便注一在西安誓师，进军北京。在潼关附近渡过黄河后，李自成率主力北上，大将刘芳亮率偏师沿黄河北岸东进，形成战略上的大包围钳形攻势。李自成的主力从晋南的平阳打到晋北的大同、阳和，再从宣化入居庸关，到三月十九日最后占领北京，用时仅约七十天这一路上，关隘重重，有内外长城两条防线，太原、大同、宁武、阳和、居庸关，都是垒高壕深的著名边防要塞，设防之严密，军械之精良，在整个中国都是首屈一指的。连大明朝廷也认为这一路高枕无忧，转而将最后拼凑的兵力交付督师李建泰，让他南下迎击刘芳亮的偏师。
可让崇祯帝大跌眼镜的是，山西大同宣化一路的守军，除了宁武总兵周遇吉誓死不降之外，大明朝的宗蕃、勋贵、文官、武将、宦官、士绅乃至普通的士兵、百姓，或“密写迎贼”，或“夺马迎贼”，或“郊迎十里”，或“胸前顺民”，或“见贼即降”，根本没想过认真抵抗。代天督师的李建泰刚一出京，则密议投降；而留守京师的大学士陈演，面对一道又一道催调辽军入援京师的圣谕，千方百计拖延。直到京师沦陷，辽军吴三桂部才刚刚入关山海关
“胜者为王败者寇”，那是中国的传统。一旦官绅地主集团认为大明皇帝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一旦官绅地主集团找到了他们心目中的“明主”，那么即便是鞑子来当皇帝，他们一样会义无反顾卑躬屈膝
大明朝的气数已尽，改朝换代无可避免。在大明各省各阶层人士中，恐怕已经形成了一致的共识。而朱平槿现在最为恐惧便是这种共识。因为这种共识一旦形成，就意味着望风而降就意味着兵败如山倒就意味着个人的任何努力，都将被历史的车轮轻易碾碎
那这种可怕的共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朱平槿不敢断言。但是，当大明边军精锐覆灭于宁锦，当中原重镇开封没顶于黄水，每一场军事上的灾难，都在政治上为大明王朝敲响一次丧钟
有鉴于此，朱平槿决定，把许多工作的进度表提前一年。他原定于崇祯上吊之后，他才结束在蜀地的蛰伏状态，然后名正言顺地举兵誓师，竖起大明的旗帜，与李闯张屠和满清鞑子争夺天下，为那些不甘于做亡国奴的人另一个选择。既保住自己和老婆的小命，也挽救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和人民
可如此有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如果闯献或鞑子很快征服全国，届时很可能出现以四川一省的人力物力来对抗天下的不利局面。就算朱平槿顺利拿下了汉中、湖广作为争夺的主战场，四川的人力物力能否支撑长期的战争，也有很大的疑问。因为那时的汉中、湖广，必然满目疮痍、十室九空，仅仅只能作为四川的缓冲地带，其本身的战略依托作用完全丧失，甚至还可能成为朱平槿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天上没有一丝星光，四周万籁俱寂。谨德殿东阁的烛光还跳动着，朱平槿毫无倦意，仍伏在案桌上奋笔疾书。
军队建设必须再次加速。从野战军到地方军，必须尽快扩大规模，形成组织严密、人员充实，训练有素、装备完善的结构体系。好在蜀考的进行和左护卫的整顿，以及大批初级军官的基地化轮训，初步解决了军队建设中的干部问题。像陈有福、刘三根、魏辰、谭思贵等一批出身卑微，信仰坚定的军官，正在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军队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政治建设也要加快。而政治建设离不开朝廷的认可、宗室的支持、士绅的清议、土司的服从和百姓的口碑。所有的这些政治建设，宣传口的工作是重中之重，而复兴报更是其中一项极重要的阵地和武器。通过这次蜀考，大量的蜀地中下层读书人，渐渐发现为蜀王府效命并不是政治上的自杀，反而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丰收。他们的积极参与，他们的风评转向，将有利地支援复兴报的宣传工作。而廖大亨等蜀地高官的公开配合，更使蜀王府和朱平槿逐渐代表了大明在蜀地的正统，代表了一种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开明政治理想注二在蜀地的生根发芽。下一步，朱平槿要继续巩固川西基本盘，同时把手伸到整个四川，伸到夔门之外，伸到南京和湖广，而且他已经开始了行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政治上一样好用。
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