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说：“群体到底有什么力量呢？”
宋骁飞说：“由于人们总是生活在人群中，个人对于人多势众有一种天生的心理恐惧，由于恐惧。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对集体主义心怀崇敬，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情愿放弃自己的观念而去迎合众人，其实很多时候，群体的情感幼稚、道德败坏、智力低下。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
“啊？我们不是有句老话。教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这句话是错误的。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抢劫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即使淳朴如中国人也很难把握住自己善良的天性。我们知道。即使一个德高望重的乡绅，一旦被放置到被批斗的位置上，他的被批斗地位本身就可能成为他必须承担属于他本阶级的一切罪恶的指控，一个和该村毫不相干的要饭的过路人在诉苦中也使听众由同情的感情而转化为愤怒的感情，仿佛要饭者的苦难都是由该乡绅造成的，很容易被狂暴的群体打死，哪怕他的确是个靠勤俭持家致富，从来没有伤害过邻居的人。”
“群体一旦接受暗示把某种意识形态作为真理。其专横不仅表现在群体自身行为的野蛮专断和智力低下，而且压抑一切个体的智能和天才。可以想象。如果让一个群氓崇拜的群体发布对天才音乐家莫扎特或者贝多芬的指令，命令他创作使群体喜闻乐见的音乐，要求他为大众服务、为革命阶级服务，莫扎特的天才就像信天翁的翅膀，因被水手们的玩弄成了阻碍自己飞行的累赘，反不如一只小巧的麻雀。”
群体需要领导者，但他们所需要的领导者从来不是一个智能的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迎合他们口味的领袖。在群体面前的讲演家不需要启发思想的学者，因为启发思想必然要分散群体的注意力，是令群体反感的，讲演者不能在一心要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群体讲演法律和人道主义，否则你很可能被愤怒的群体掐死后踏烂。他们需要的是简单明了的鼓动，只有他们希望听到的真理才是真理，‘真理‘的表达必须是‘坚决反对‘和‘坚决拥护‘的旗帜鲜明的口号，不能啰嗦模棱两可，只有如此他们才‘喜闻乐见‘。掌握了什么是群体喜闻乐见的，操控群体对领袖来说又是件并不太困难的事，这是由于群体的智力低下，容易被暗示左右。‘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服于坚强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即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群体喜欢英雄，英雄永远像个恺撒。他们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恐怖不仅使群体对领袖所指的所谓敌人拥有无限的仇恨，而且会因此恐惧而加倍地对领袖崇拜，只有领袖制造的恐怖足够强烈，群体才能立即投身到消灭领袖所指的敌人的行动中，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想一想拿破仑，当他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强权有了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而重复就是把论断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输到群体的耳朵里。那个发表论断和不断重复的领袖必须有病态的热情，一个半疯半癫的执着的领袖。就容易给群体造成他已经拥有最高真理的印象，我们看列宁的讲演，就是这种真理制造者的典型。在他的嘴里时刻都会滔滔不绝地产生出“科学真理”，群体不会在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真理，凡是能打动自己的感情的都是真理。谎言重复千遍不会变成真理，但谎言重复千遍容易使群体相信被重复的谎言就是真理。
宋骁飞说：“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惟一能够理解的统治。所有狂暴的大众民主，都会无一例外地走向独裁制度。人类的既有历史表明，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做自己主人，即所谓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话。民主就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提倡搞民众自治。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
王士珍问：“那么民主的意义是什么呢？”
宋骁飞说：“民主的确切意义是防止独裁。即存在某种约束机制，使得即使一个坏的统治者当权也不能用权力作恶，这个机制是用权力制衡权力，这才是民主的理性意义。也是民主的精髓。”
但大众民主则与民主的理性意义相去甚远。当群体把‘历史使命‘赋予在自己肩头。他们就需要思维一致、步调一致直至行动一致。如果‘民意‘全部趋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