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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忠枢要求宋骁飞罢免鲁迅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宋骁飞很为难。当时，北京城已有一些出身贫苦家庭的青年学生，因为力挺鲁迅和社会不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1910年的中国，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
宋骁飞知道，这次从鲁迅文章引发的骂战，到学生走上街头，都只是国内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中国经济虽然每年都高速增长，但社会不公的现象却日积月累，国富民穷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1908年爆发世界大战，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现在，战争结束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一大批帝国的元老，也相继病逝，可以说国内的政治到了更新换代的节点，民众对政府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从1895年起，总统宋骁飞和内阁总理盛宣怀大力推行各项政府改革，后来的财政总长席家栋也很懂经济，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之低，不是宋骁飞这个雄心勃勃的大总统和各级政府官员所能决定的。同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一样，中华文明的转型比较慢。中华帝国继承下来的晚清帝国，总的来说是贫困和落后的，民众愚昧，旧官僚阶层腐朽守旧，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乡绅地主仍掌握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命脉，直到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
宋骁飞熟知后现代的历史，明白经济发展不一定就能带来国家的现代化。即便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上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数来数去，也就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以色列。那些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伊拉克、伊朗、沙特、叙利亚、利比亚，要么政治经济皆失败，要么穷得就剩钱了，现代政治文明一塌糊涂，整个中东几乎就是一个坐在石油上的火药桶，成为整个世界动荡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威权政治，缺乏和平的政治博弈机制。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造成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动荡。
所以，尽管刚开始推行开明**。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宋骁飞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一直谨慎推行。1910年，作为国际上的超级大国，还有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宋骁飞的权力如日中天。远超欧洲那些虚位君主的甚至父辈们祖辈们，连美国总统也望尘莫及。但他还缺什么呢?他的多数人民，还是和以前那样守旧落后。尽管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雄起，让数千万中国人先富裕起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但对宋骁飞这样一个有大抱负的总统来说，多数人民的命运，必须被改变。越快越好!
在过去，对于国家现代化和进步的强烈愿望。大总统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中国人民惯于对于权威顺从、缺乏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前现代社会，大大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宋骁飞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宏大的“社会革命”。
比如中国迅速扩大了全民教育，全民医疗等社会福利的规模。对于一小部反对“社会革命”的保守势力，宋骁飞则利用军警对他们实施了镇压。这些重要的“社会革命”包括土地改革、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持股分红、妇女选举权、乡村扫盲等，一直持续到1910年，包括二十项改革计划。
这些社会改革实施以后，加上此前的工业积累和战争刺激的需求，中国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确实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从1895年到1910年，中华帝国就像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之后的中国，短短十几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也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搞技术封锁，中国积极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还有顶尖人才，经济多年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中国各地迅速进行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铁路不断延伸。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都从古老的小城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吃穿用度几乎与欧美国家无异，社会文化空前开放。
1895年到1910年的“黄金时代”，宋骁飞的夫人们也表现出色，尤其是席幕嫣和容蓉，她们赢得了民众广泛的爱戴和欢迎。
席幕嫣执掌中国的红十字会，不停地走访中国各地，频繁地参加国内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开幕典礼，在国际舞台为中国慈善事业和人道主义奔走呼吁，走访中国最偏远和贫困的地区，比如云南和贵州，以表达对当地人的关心。席慕嫣也相当睿智，能胜任她的角色。她已经习惯于为自己深爱的丈夫辩护，以至于可以驾轻就熟地回答任何尖锐的问题。在陪着宋骁飞出访美国的活动上，一位美国左翼记者提问她：“我曾在北京看到有人捡食垃圾，你跟大总统该如何解释?”席慕嫣答道：“你今天在柏林和纽约也能看到有人捡食垃圾!我们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在飞速进步!”
而容蓉，不仅对欧洲文艺很了解，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也情有独钟。身为一国之母的她，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发展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事业。她从政府财政收入中申请了专项资金用于从国外和民间购买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包括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
宋骁飞对她此举也比较支持，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适当”收藏。此外，容蓉还建立和资助了大量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并且建立了用以运营和维护这些文化艺术机构，向世人展示着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