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也就是西历1631年，这一年同崇祯登基的前三年相比，还算是风调雨顺。虽然开春时陕西延绥地区发生了春旱；二月份的时候，福建长赖坑一群农民起义军从山区出来进攻了瑞金县。但是其他地区倒是风平浪静的，特别是河南地区的夏收还获得了一个小丰收，减轻了不少南粮北运的压力。
延绥地区的旱情，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一来陕西各地的赈灾组织还没有撤除；二来士绅会议正全面接手地方上的治安，即便有些灾民想要起来闹事，也难以掀起什么风浪了。最重要的是，陕西正在进行的各项工程和移民河套、宁夏、湟水河谷的拓荒工程，也迁移走了不少灾民。
至于福建的农民起义军，瑞金县的县令刚好空缺，当地教谕王魁春署邑事，见到农民军攻城并没有逃亡，而是召集市民守城。最终等到了浙闽总督杨镐派出的援军，击退了农民军。王魁春因此被杨镐提拔成了瑞金县的县令。
进入了六月之后，山东徐州一带连日大雨，终于爆发了大水。不过此前完成的二期导沭整沂工程，导出了一部分水量，使得此次大水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灾害，光是山东本地的力量就足以赈济了。
宫内的承乾宫事件，在进入了六月之后，也终于静悄悄的了结了。和英国公处置涉案勋贵们的大张旗鼓不同，宫内处置相关人员却是无声无息。都知监和保卫局联合查处的17名相关联系人，都被一一处死。另外数十人被打发出宫，调去天寿山或是凤阳守陵去了。
尚膳监的人手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并一分为二。一个专门负责宫内饮食，人数不过百余人，称之为御厨房。另一个则负责朝廷宴席和祭祀，更名为国宾馆。作为宫内旧人最多的尚膳监，经过了这一番清洗之后，再也形不成一个团体了。信王潜邸出身的太监，和旧宫内底层出身的太监，终于完全掌握了宫内的话语权，王安、魏忠贤昔日在宫内留下的势力，就此式微。
听完了对于这些宫内人员的处置之后，朱由检总算是松了口气。掌握着宫内众人饮食的尚膳监，居然会出现同宫外之人勾结的人，这简直让他有些寝食难安了。剔除了这些人员之后，他才算是安心了下来。
不过，这个夏天对于远在桂林独秀峰下的靖江王府来说，却是一个难熬的夏日。靖江王朱履祜在其庶长子朱亨嘉的撺掇下，向崇祯上书，指责他刻薄宗室，对韩、秦两藩处置太过严厉云云。
朱履祜上这封奏折自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实在忍受不了崇祯登基以来对于宗室日趋严厉的管束，因此希望借着韩、秦两藩的案子，煽动起各地宗室的不满，让崇祯作出退步而已。
早在万历时，王士性在《广志绎》里就记载过：“靖藩宗室二千人, 岁食藩司禄米五万两, 故藩贮不足供, 而靖宗亦多不能自存者。”几十年过去之后，此时的靖藩宗室已经超过了三千人，一年五万两的禄米就更是不足用了。
因此靖江王府霸占民田，或是拦河收取租税等不法之事，也是层出不穷。崇祯整顿宗藩，让藩王、郡王拿出自己的财产投入到宗室基金会，为未成年的宗室、年迈多病的宗室及宗室女子提供年金，并不许宗室子弟违法乱纪，而是要自食其力的政策颁发后，自然招来了藩王、郡王和那些不安分的宗室人员的反对。
朱亨嘉虽然是庶出，但是一向得到朱履祜的宠爱，因此在桂林城内横行霸道惯了。带人强占民田，霸占江面收取渔税，收拢罪犯和地方无赖作为打手，这种事情在他看来简直不算什么。而崇祯登基之后，这些往日里他最爱做的事居然都成了违法乱纪之事，这让朱亨嘉极为不满。
在崇祯颁下宗室自律条文后，他曾经对着左右的亲信说过：“他姓朱，我也姓朱。无非就是他运气好一些，先帝去的及时，才让他捡了个帝位，否则他也不过就是个地方藩王而已，那轮的到他对我指手画脚的。
且我祖上于分封之日以粤西烟瘴不愿就封，马皇后出面安慰祖上出京，以东宫仪卫赐之。这要是论起来，我靖江王府虽然不是太祖子孙，但也不是什么没有名头的旁支可比的。他这么刻薄宗室，难道不怕祖宗责怪吗…”
朱亨嘉骄横跋扈，自以为靖江王府替韩、秦两藩喊冤，乃是理直气壮之举，天下宗室自然会站到靖江王府的一边来。登基不久，年纪且少的崇祯，必然会在各地宗室的指责下作出一定的让步。
朱亨嘉觉得，崇祯对付宗室的行为，就和废帝建文削藩一般，一定会引起各藩的愤怒。而他虽然不是奉天靖难的成祖皇帝，但是背靠着广西狼兵的靖江王府，也不是崇祯能轻易触碰的。
然而，朱亨嘉等来的不是各地宗室的声援，而是京城四位藩王的斥责。刊登在大明时报上的几篇文章不仅驳斥了靖江王的上书，而且还将这封上书同太祖惩治靖江王先祖的事情联系了起来，指责靖江王居心叵测，意图为其祖上翻案。
为祖上翻案，反对太祖高皇帝，这种莫须有的大帽子扣下来，让整个靖江王府上下顿时惶惶不安了起来。此前对于皇帝颁发的宗室法令的不满和怨气，突然之间就消失了。现在靖江王府上下只是想要撇清，这封上书和替祖先翻案无关。
有韩、秦两藩的下场在前，靖江王府上下自然很明白，要是被崇祯抓住了把柄，他们的下场显然不会比韩、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