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府下辖二州九县，治在山阳县淮城，原属南直隶境内。不过自从去年开始，南直隶分成了三块行政区域，江苏、安徽和南京，淮安府也就被划归了江苏。
这里是沟通黄河和长江的水道枢纽，是漕粮北运和淮盐南下的重要口岸，在淮安府北面的清江浦，就是淮安府最大的一处转运码头。
虽说淮安府有大河卫、淮安卫及督漕总督的亲兵，但是在人口数十万的淮安府内，这点人手就几乎是杯水车薪了。
比如清江浦这里，繁华不下于淮安城，人口也超过了六、七万，但此地驻守的兵丁也不会超过500人，码头处最多也就两个小旗常驻而已。
这里的社会秩序和江南其他各处城市一样，主要是被当地士绅把持着，官府不过是块招牌而已，不是谋逆及风化案子，基本上官府都是秉承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
不过士绅维持的是保护自家利益的社会秩序，而不是连小偷小摸的社会治安事件也要插手，因此打行这种**性质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打行基本上都同地方士绅有勾结，听从士绅的命令打击对手，又或是欺行霸市向外地商人收取保护费，为本地士绅谋取垄断行业利益。
而在大运河的沿线城市，除了这些士绅驯养的打行黑帮之外，还有漕军自发组建起来的船工互助会，以对抗沿途打行的勒索。不过这些船工互助会最后还是落入了军官、船头、把头这些漕军中小有职权的头目手中，形成了类似于帮会的组织。
这样的运河帮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船工的利益，但事实上也让船工们受到了更为严酷的剥削。士绅、官商和漕运官吏，通过帮会组织联合压榨着底层的船工，又利用这些加入帮会的船工去排斥一切对于漕运方式的改变，以维持住自家在运河上的利益。
自从4年前崇祯开启白粮海运以减轻江南百姓的负担之后，南北海上运输的规模就一日大于一日，这让靠着运河吃饭的官吏、地方士绅、官商、及帮会人员都焦虑了起来，如果不是导沭整沂入海工程的开工分流了一小半运河上的苦力，使得这些人员的收益没有出现快速的下滑，估计这些人早就要跳出来反对海运了。
不过随着青岛-济南的铁路开通，南京-上海铁路的开通，上海、天津、青岛码头的建成，南北航运海道水文资料的收集完成，这极大的推动了南北海上航运的事业，也损害了运河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作为沟通北京同江南地区的大运河，可以说是大明最为重要的一条内陆运输线路。从大运河建成的那一天开始，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的都城，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唐宋元明四朝皆是如此。
对于定都北京的大明朝来说，江南漕运更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漕粮运输的方式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官运，主要是运输到京城地区，供应皇帝到百姓的日常所需；另一种则是民运，主要是运输到北方边境地区，供应给九边军队作为军粮。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民运而无官运，因为都城在南京，而九边不过在黄河左近，运输的耗费并不是很高。而且明太祖采用民运办法时，运粮的都是地方上的大户豪强，这种运粮方式等于是在削减地方上大户豪强的实力。
另外，以一万石设一解运的粮长，这些粮长抵达京城时都会被皇帝接见，以询问地方上的状况，干的出色的还能升任六部官员，可以说这是太祖在县以下控制地方的另一套组织机构。因此即便明太祖屡屡兴起大案，地方上却始终保持着安宁，不会有什么人心惶惶状况出现，也是依赖于这套粮长系统的正常运转。
当然这一套粮长系统，在崇祯看来大约就是现代的议员，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行使议会的职能权力，但是议员所具有的功能，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
但是太祖之后，永乐帝迁都北京，又数次出兵塞外，导致整个运粮耗费超出了地方豪强能够负担的上限，永乐帝又不是一个喜欢听取乡里民声的人，粮长制度随即就失去了太祖时期的本意，成为了朝廷压榨地方民力的恶政。
到了永乐之后的皇帝上位后，供应京城的漕粮因为不够及时，终于从民运改为了官运，而边军系统则大部分依旧还是民运。
官运漕粮在最高时期的数字是六百七十万石，到了万历末期基本在400万石上下。而民运漕粮大约在六、七百万石上下，至于民间商人运南粮贩卖于北方的大约也有六百余万石。
自从三、四年前漕运开始改为商运之后，去年南粮运往北方的数量是1600万石，其中1400万石走的是大运河。但是今年通过大运河运往北面的粮食已经下降到1250万石，这种快速下挫的运输量，立刻引起了漕运官吏和运河附近士绅的警觉。
在稻米产地湖广行省，一石稻米的收购价格大约是045-05元之间，到了上海、苏州、南京的米市，一石湖广稻米的市场价格大约在07-08元。从暹罗、柬埔寨、越南运到宁波、上海的稻米，每石大概是08-085元。
而在天津，一石大米价值15元，在北京则是16元。将一石大米从上海运到天津，现在的海运费是025元，扣除其他费用，每石大概还能赚上02-03元。但如果是采用运河运输，每石的运输费用就是045元，差不多无利可图。
对于户部官员来说，自然是喜欢海运而不是内河运输漕粮。但1600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