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灿心中虽然偏向郑茂华的说法，最好还是不用兵而平息和后黎的纷争。但是他口中却这样说道：“后黎同莫氏之间的战争，我们自然是不会参与的。但是后黎入侵我大明边境却是不可容忍的，我看不如这样，郑大人去同后黎使者交涉，让他立刻回复郑氏，立刻停下侵犯我广西的人马，至于莫敬宽父子是不是要交还给他们，本官自会向朝廷禀报定夺。
张大人和严关长先行整顿两广人马，调拨军资，以备进入广西抵挡后黎军队的继续东进。本官会亲自写信给云贵总督请求他出兵协防广西，至于是否和后黎开战，还是由朝廷和陛下定夺…”
会议结束之后，严玉振立刻返回海关，一边使用信鸽向京城报讯，一边则动用了一艘快船将详细的情报送往京城。鸽信从广州到北京，通过数个鸽站传递，第六天便将消息送抵了北京。而快船花费了20天抵达青岛港，再从青岛上陆传递到京城，则整整花费了27日时间。至于熊文灿的奏折则更是比海关的详细情报晚了一周。
当海关传回的鸽信抵达北京时，崇祯已经被后黎郑氏的行动所激怒了。只不过广西、云南同安南接壤的地方都是群山环绕之所在，采用陆军攻伐显然是极为困难，也是事倍而功半的。因此在同陆海军参谋们商议之后，崇祯决定采取陆守海攻的方针。
考虑到两广总督熊文灿对军务一块并无什么建树，因此崇祯便下令以云贵总督洪承畴领前敌指挥一职，暂时统领云贵两广的军务，围剿后黎入侵人马，并视情况进攻后黎本土。两广总督熊文灿为其副手，为洪承畴做好后勤工作。
另外，调渤海舰队一部、济州卢象升部、台湾王嘉胤部、台海巡检司、西贡刘香部，组建征越舰队，以广南为基地进攻后黎朝。在熊文灿的奏折还没有抵达之前，渤海舰队已经接了济州岛卢象升部南下台湾了。
不过在崇祯和总参部的命令没有下达之前，远在云南昆明的洪承畴及刘兴祚已经再预备反击的事宜了。大明在云南200余年的耕耘开发，实际上已经将云南大部分的山间盆地开发的差不多了。特别是滇中地区之繁华，和内陆也是差相仿佛。
而进一步开发云南的矿产及修筑云南通往内地的道路，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在云南这种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河流纵横，北高南低的复杂地貌中，修筑道路和拿人命去铺地几乎没什么区别。至于开挖矿洞，更是危险重重。
这也是为什么，崇祯初年就开始放开对云南矿山开采，但是矿山的开发进度却没什么大的进展。一是因为找不到人挖矿；二是大部分矿山位于偏远地带，难以运输出山。
不过随着云南矿业局的成立和洪承畴上任云贵总督，在官府的支持和商人的引诱下，云南各地土司开始和官府、商人合作共同开发矿山。他们一边将部族中的奴隶娃子送去开矿，一边则大肆抓捕敌对部族和境外部族充当新的奴隶娃子。
在这些土司中，干的最为出色的就是和缅甸、老挝交界的车里宣慰司、勐卯安抚使司，和安南交界的王弄土司、阿迷州土司。沙源之子沙定洲和阿迷州知县汤嘉宾，更是和安南莫氏勾结，在莫氏的带路下，几乎每月都能从后黎朝弄来数百上千的壮劳力。
这些壮劳力不管是卖给官府还是卖给开矿的商人，都不会少于45个大明元。这些土司和莫氏的带路人起码能从每人身上拿走25元，剩下的20元才归捕奴手所有。但是对于这些捕奴手来说，他们过去在地里辛苦干上一年都未必能够赚到20元，现在抓个人就能抵得上一年的收入，这顿时令大明边境土司部族疯狂了起来。
对于云贵总督府来说，这些年轻的奴隶娃子使用起来不需要任何顾忌，哪怕死了也只要就地掩埋，而不必担心有家属找上门来闹事，比起雇佣当地土人要划算的多。
即便每个奴隶娃子要花费45元，但是卖给这些捕奴手一杆旧式的火绳枪就要60元，一斤*不过射击12-13次，但也要价1元。甚至于，洪承畴还开发出了捕奴牌照，只有获得捕奴牌照的土司才能在昆明进行交易奴隶娃子。
至于那些卖到矿山里的奴隶娃子，在矿山商人的残酷剥削下，几乎就没有活着从矿洞里出来的机会，比之修路的同伴更是悲惨。正是建筑在这些奴隶娃子的尸骨之上，原本一潭死水的云南经济顿时迅猛的发展了起来。云南各地的道路在不断延伸，各地的矿山区域也在不断繁荣，甚至于原本人心离散的云南诸土司，现在也越来越团结在了云贵总督的周边。
而这一切正是建筑在了，拥有共同利益的捕奴经济上。后黎朝对于广西的入侵，对于云南诸土司来说，无疑正是一个大举入侵后黎，抓捕奴隶的好机会。因此洪承畴稍一动员，云南诸土司就纷纷带着人马来昆明报道了。
七月底，沙定洲带着八百土司兵越过了安南边境，进入到了高平地区。八月上旬，洪承畴接到了总参谋部和皇帝的命令，他立刻调动了做好准备的刘兴祚所部及广西右江地区的土司人马南下，预备切断正在攻打南宁的后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