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后的崇祯对于明末的党争和乱局，早已经厌烦，但想要改革却不能是一蹴而就的。
那个什么东林党，就是那个顾宪成搞出来的，就让崇祯很头疼。
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此讲学。
顾宪成是万历八年进士，历任京官，授户部主事。
万历十五年，顾宪成因上疏申辩，词语中有触怒当权者的地方，本来就不喜欢他的皇上于是下旨责备他，于是顾宪成被贬为桂阳州判官，后又被提为处州推官，万历二十二年入阁。
入阁后的顾宪成所提名的人都是明神宗所厌恶的，于是惹怒了神宗，顾宪成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顾宪成回到家乡以后，心灰意冷，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东林书院，偕高攀龙等讲学其中，同时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万历三十二年农历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时称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东林会约》。
搞聚会也就罢了，顾宪成还制定一个规章制度，《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要搞事情呀！
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之余，经常讽议朝政，于是乎这些失意的人找到了可以互相理解和同情的人，他们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
仅仅在被罢官四年之后，顾宪成又成为了一个焦点人物，由于许多东林党派官员上疏推荐重新起用顾宪成，朝廷封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
但是这个时候顾宪成没有接受任命，想让我回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做我的幕后大哥吧！于是顾宪成继续留在家乡从事讲学议政。
这个时候，顾宪成早就进入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哪里还愿意回去做官。
因为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所以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
许多人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因为人数太多，使得东林书院的学舍都住不下。
还有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和“发泄口”，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反对他们的人称他们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期间长达半个世纪。
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东林党人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只是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
1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
哈哈！改变宦官专权？宦官专权是你东林党想改就改的？你当司礼监是一座庙？你想拆就拆？就算司礼监能够容忍，祖制能够容忍？政事归于六部？这是要把内阁当摆设？公论付之言官？然后让你们口无遮拦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为了榨取更多钱财，明神宗派了一批宦官到各地去收税，这种宦官就叫做“税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这是在指名道姓的骂皇上）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这是熊掌和鱼都想要）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文人的幼稚想法）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生活在梦里）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不让皇上去收税，银子怎么来？）这些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可笑而又荒唐的想法让东林党四面树敌。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
你东林党能有自己的主张，我们也不是白吃饭不干活的人，我们也有自己的主张。
它们是：
山东人的齐党。
湖北人的楚党。
安徽宣城人的宣党。
江苏昆山人的昆党。
其中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最大。
浙党首领是沈一贯、方从哲。这两位都曾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当权期间，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官员。
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
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又陷入了午休无止的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京察”明代吏部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洪武时规定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弘治年间规定六年举行一次。
京察与大计制度的存在，本身目的在于奖优惩劣，使各级官员能够恪尽职守，为帝国统治做出贡献。然而正因为涉及了官员的奖惩，结果造成徇私舞弊等结党现象十分明显，在发展的后期已经很难真正实现应有的作用。“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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