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庞煌用另一个时空的常识xing眼光去看朱元璋对老百姓们i常生活的细节xing干涉，不可能得出什么正面的结论。很显然，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知丁法”，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还极其缺乏活力，因为百姓们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职业当中。
儒家政治理念的一贯原则，就是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安定—对于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朱元璋必然不会忘记，游手好闲的流民们是如何摧枯拉朽般推翻庞大无匹的蒙元王朝的。他更不会忘记，元末的那些流民，有很大一部分正是这些不在四业之内的“逸夫”、“游食者”。《大诰续编》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嘉兴府的“逸民”徐戬等七人伪造印匣，裹在包袱里。瞅准朝廷的粮船即将起锚，就背着这个假印匣沿河而行，装成催粮的官吏，一路督责运粮船只。行至江苏县杨子桥，几个人在路边的民舍前停下来，架设起笔墨纸砚，开始点视盘诘各路粮船，故意刁难找茬，索取钱钞。可惜不幸被抓了起来。
朱元璋最后感慨道：“如今民间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如果不实行‘知丁法’，游民遍地，良民何处容身？朕又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所以‘知丁法’这个事情，良民们一定要协助我完成，如此天下即i升平！”
“发动群众反贪”与让群众互相监视的“知丁法”。看似两条完全对立的政策，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前者依赖群众。目的是清除官僚—胥吏集团内的污吏；后者让群众互相监视，目的则在于清除群众当中的游民。在朱元璋看来。胥吏蛀坏了官僚集团，而游民则破坏着底层社会的和谐。
朱元璋曾如此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帝国：“我极力想恢复古圣王的制度，使民复古，i出而作，i入而息，鼓腹而歌曰：无官通之忧，无盗厄之苦，是以作息自然，朕尝慕此。”而这些污吏和游民。正是阻碍这一理想国实现的大障碍。而且是二位一体的。
在《大诰续编》里，他不止一次严格申明，不许各地衙门招收市井之人充当吏卒，原因是这些市井百姓没有田产，不知道耕作的艰辛。其中的良善之辈还能开个铺面，做点正经生意。更多的是些游手好闲之徒，心思险恶，多怀jian诈，整i里忙着勾结官府。克剥百姓。朱元璋说，这些人毒如蝮蛇，“设若官府差为吏卒，其害民之心那有厌足！”《大诰》颁布之后。各衙门胆敢再用市井之人做胥吏，治以死罪！所以说，在朱元璋看来。让百姓们捉拿污吏和让百姓们捉拿游民，是同一件事情。
不过事情似乎并没有朝着朱元璋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惩治游民的效果似乎不佳。
洪武十九年。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的福建沙田县十三个不愿务农的百姓，想合作干点营生。于是聚在一起商量说：“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也就没罪了。”大家齐声说好。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jian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的成年男丁诛杀，妇女、小孩一律流放。末了，皇帝痛心疾首地说道：“你们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不忠。将你们这些不忠不孝之人诛杀，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发动群众抓污吏，后来扩大化，变成了发动群众抓害民豪强。因为朱元璋后来发现，各衙门所用胥吏都是当地人，这些人在当地又多半都属于豪强阶层。
抓害民豪强倒是掀起了很大的**，不过却有点不尴不尬。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讲述了几个啼笑皆非的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金方“响应”朱元璋的号召，把潘俊二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
金方的例子不是个案。乌程县百姓余仁三，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但金方和余仁三的运气不太好，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识破了，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遇到有什么公务要差遣百姓，只允许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百姓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故意下乡扰民，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
然而，这一政策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余永延们的故事让朱元璋头疼不已。他说：“顽民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户部和刑部已经向我反映过许多次了。还有那个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公务员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