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的农业没办法稳定的向高丽提供就业与粮食，在铁路上工作高丽工人完全靠薪水过日子。在农业国，因为自己没有营生不得不给人当长工，那是很苦的事情，也会被认为是没地位的工作。高丽铁路工人这几年终于有人肯嫁，是因为他们连续几年每个月都有薪水，而且几年的时间让高丽当地人知道了铁路的老板是中国人而不是高丽人。
若是现在扣工资，大家别说娶老婆了，连自己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不需要袁慰亭书记刻意的鼓动，一众高丽工会代表们都激动起来。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和袁慰亭书记抗争，而是开始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并且边哭边哀求不要降工资。
袁慰亭书记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些高丽工会代表，他们可不是因为敢于斗争而被选出来的。能够成为工会代表完全是因为这帮人听话。等大家哭了一阵，袁慰亭喝道：“别哭啦！你们哭管用么？”
这话效果不大，大家除了苦苦哀求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袁慰亭先让工人代表们起来坐回座位上，他问道：“若是咱们铁路上不再丢东西，你们觉得我们还会扣大家工资么？”
这个问题登时打开了高丽工会代表的思路。对啊！若是不再丢东西，自然不会扣工资了。
袁慰亭接着喊道：“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的是组织前来，狠打那些偷咱们东西的人。把这些坏家伙给打掉，咱们才能有钱赚。”
道理很清楚，也完全在众人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高丽代表们很快就团结了思想，现在需要用武力来保卫工人们的劳动果实。
在袁慰亭开始走群众路线，组建工人武装的时候，商务部在高丽的代表侯仁杰与王士珍拉着家常，“小王啊，我听说你还是北京初中靠高中的状元，你怎么会不上高中，去上了铁路学校？”
二十三岁的王士珍忍不住微微叹口气，“家里穷，上铁路学校能尽快工作。”
王士珍父亲是个秀才，精通医术与武术。只是他父亲和伯父早逝，王士珍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西门里伯母娘家，靠他母亲一个人在纺织厂上班艰难度日。王士珍自幼聪明好学，学业极佳。虽然出身不是太好，可韦泽的“政治贱民规定”条款里面补充说明中，秀才家庭出身已经属于政治贱民行列，但是孤儿寡母不属此列。所以王士珍也得以摆脱了这种打击。
听了王士珍的讲述，侯仁杰也叹道，“生活就是这样啊，以你的成绩，考上大学可不是难事。对了，小王，你要不要到我们商务部来工作？”
王士珍并没有丝毫惊讶，他从容说道：“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铁路饭，我想在铁路上继续干下去。”
侯仁杰不太信这话，王士珍17岁毕业于北京铁路学校，到现在已经在铁路上干了六年。这六年里头他有五年都在高丽工作，现在更是年纪轻轻的就在高丽承担起了颇为重要的责任，若是成功，未来自然是前程似锦。只要王士珍愿意，他有的是机会去大学深造。侯仁杰现在招揽王士珍，可不是看上王士珍的学历，而是欣赏这名年轻人异乎寻常的干练。
两人正在说话之间，电报员送进了电报，王士珍打开电报看了一遍，然后把电文交给了侯仁杰。电报上写了简单的一句话，“同意资本输出的申请。”
侯仁杰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却显得异常明亮。民朝一直是商品输出国，输出兵力的话，那就是要占领土地。而这次高丽却弄出了异常，最初的李鸿章是因为想阻止高丽动乱，才提出了与商务部搞股份制企业的说法。这所谓的股份制其实就是外交部和商务部之间在高丽发言权的合作与斗争。既然外交部不可能干掉商务部，那索性就和商务部合作，在合作中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推进合作。
可是隶属商务部的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的年轻人却搞出了新意，他们提出了资本输出的想法。资本输出这个名词听着很大，实际上挺简单，就是在高丽投资搞工业，通过不断扩大的工业企业逐步控制高丽。工业国存在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与经济繁荣对应的。农业国连经济危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农业国天天都在闹危机。
水旱灾害与横征暴敛是单纯的农业国最常见的问题，这还不是最惨的。当农业国开始兴起商业主义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悲剧就降临了。当封建地主们还承担起他们该承担的社会义务的时候，他们好歹纳粮。封建地主们靠大量贸易开始更快赚钱的时候，封建地主们为了自身利益开始拒绝承担纳粮的义务。一般的封建义务分为交钱与纳粮，选择了交钱的封建义务之后，地主们潜在的向国内市场提供粮食的义务就被无情抛弃。参与粮食出口之后，地主们并不缺钱。国家看着并没有损失什么，实际上国家失去了重要的支柱。
现在的高丽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商务部的代表侯仁杰对高丽人民的忍耐程度颇为佩服，高丽的现状若是出现在中国，那早就是遍地烽火。一个高丽铁路工人的薪水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若不是薪水如此之低，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怎么可能在高丽王庭拖欠工资的时候承担起高丽铁路工人的薪水呢。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每年的利润足够养活这帮工人。对那些向海外出售粮食的地主们来说，铁路与电报正是他们出售粮食的好帮手。仅仅有这些大客户，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就不会赔钱。
对于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