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到达武昌的第二天，高峻山就单独召见了他的崇文弟子田正春。田正春是通事局在湖广的行动处主任，是通事局的三号人物，主管南明情报工作。
通事局在金陵有卧底，金陵的高弘图、姜曰广就是刘理顺发展的通事局成员。
高弘图目前在南明官至户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加太傅；姜曰广目前在南明官至礼大学士，兼掌金陵翰林院事。
所以，湖广通事局行动处对南明的内部信息了解得非常透彻，田正春把南明的发展动向向高峻山做了详尽的汇报：
自明成祖朱棣迁都京城以来，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度，金陵设为陪都。金陵和京师一样，设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京城所在府为顺天府，金陵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
在这种两京制度下，金陵的官员虽然有着和京师官员一样的级别，但却大多是挂名的闲职，有职位没权力。金陵各部官员，往往是朝廷官场斗争中的失意者，虽然调到金陵之后权力不再，但倒也不失为养老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局面，终于被高峻山打破，从京城告破之日起，金陵官员们的悠闲日子终于到头了。原本不被重视的金陵，开始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金陵的各部官员大多是没有权力的，但也有几个例外，金陵参赞机务兵部尚书、金陵守备太监和提督金陵军务勋臣这三个涉及金陵防务的官职，是握有实权的。
而此时金陵的兵部尚书就是那位二次被高峻山打败的史可法。他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初一，在金陵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并积极打算北上勤王。看来他已经忘记两次败北的教训了。
史可法何许人也？
他是河南祥符人，崇祯元年的进士，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历任西安府推官、户部郎中，崇祯八年随兵部侍郎卢象生率军平贼，两年后升任都御史，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任金陵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算得上是一个步步高升，官运亨通的人物。
四月初七，他率南方军队准备再次与驻守湖广的曹文诏一战，决心值此“宗社危情”之际，收复湖广，救国于倾颓之间。
然而，第二天，史可法的自信心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得到确切的消息，朱由检已经归西了。
这下金陵朝廷可就乱了套，史可法更不可能再去实现他的什么救国于倾颓之间了。
不过，金陵混乱的局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文臣迅速统一了行动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当务之急不是北上“勤王”，而是选新皇帝。
由于朱由检的太子、儿子都落在了义军手里，不知生死，他们知道，等太子南下监国那是遥遥无期。
而当下有资格做皇帝的有四人可供金陵的文臣们选择，他们是：
新福王朱由崧，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其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第三子，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将三百六十多斤重的福王伴着几只鹿子一起给煮了，名曰“福禄宴”。朱常洵死后，侥幸从洛阳逃脱的朱由崧袭封福王。
惠王朱常润，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六子，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六叔。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封王，但一直到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才就藩荆州，但是被高峻山的义军穷追猛打，被追得东躲西藏，最终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虽然依旧四处跑路，但终日礼佛参禅，不问世事。
桂王朱常瀛，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七子，惠王朱常润的同母兄弟，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七叔。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就藩衡州，被高峻山撵到广西避难。
潞王朱常淓，潞简王朱翊镠的第三子，隆庆皇帝朱载垕之孙，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叔。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袭封潞王，在音律、绘画、棋艺等方面造诣颇深。
经过朝堂的激烈争论，普遍倾向于新福王朱由崧来当皇上，综合起来有入下理由：
一，朱由崧的老爹居长，符合“立长不立幼”的选拔原则；
二，朱由崧与朱由检系同辈继承，虽然是“弟终兄及”，但较“侄终叔及”的其他选手合理得多；
三，朱由崧逃难多年，几乎成了丐帮，与宫眷随行的其他藩王形成鲜明对比。
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眼看着可以张罗皇帝继位的事宜了。
然而，就在选嗣即将一锤定音之时，以遭革职的南京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坚决反对朱由菘继位。
你想阻止朱由菘上位，就要拿出理由来，要拿出理由来，也应该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吧，结果，搜肠刮肚才找出不贤的理由。
真tmd瞎扯，这四位人选哪一个能称得上“贤”？
但是，你别管人家理由充不充足，反正事情被他们搅黄了。
该怎么办呢？众臣的目光都投向了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史可法。
史可法没有料到就要成的事实，被东林党一句话给搅黄了，这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册立福王朱由菘，无论是lún_lǐ上还是法理上都足以服众，偏偏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不同意。册立潞王朱常淓，东林党满意了，但“舍亲立疏”的做法难以服众。
朱由崧、朱常淓谁贤谁不肖，史可法搞不清楚，但他预感到，不赶紧确立一个皇上，这样下去，必将导致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