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被红军的干扰箔条弄得鸡毛鸭血之后，加紧在电子战领域研究的对抗措施。一方面组织电子技术专家研究反干扰措施，包括雷达变频抗有源干扰技术和利用多普勒效应来区分相对固定的箔条和运动目标。
另一方面德军也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所谓的其他方面就是针对红军的远程战略轰炸必须领航或者导航。如果能干掉红军的领航机或者干扰红军的导航措施，是不是就可以将红军的战略轰炸机引诱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呢？
在这个方面德国人下了相当大的力气。当时红军的民用和军用机场普遍使用的是罗伦斯无线电导航系统和其改进型。这种系统由两部完全相同的方向性天线组成，两部天线发射的波束中间部分重叠在一起，一个波束发射摩尔斯“点”信号，另一个波束发射摩尔斯“划”信号。
飞机在重叠的波束中飞行，就可以同时听到两个信号，由于这两个信号重叠，听起来就像一个连续信号。如果飞机偏航，驾驶员听到的就是一窜“点”或者一窜“划”信号。依据此就可以纠正航线。
不过这一套系统的问题在于，只能确定方向性但是并不能确定飞机的实时位置，还是需要优秀的领航员进行导航。在三十年代末，红军对这一套系统进行改进，研发了新的导航系统。该系统产生的波束由数个罗伦斯波束组成。其中之一是主波束，又称进场引导波束，直接指向目标，为飞机编队导航。
其余的波束均为辅助波束，与主波束以预定的间隔、在一定的地点相交，因为驾驶员可以根据波束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这一套系统与定时器结合使用，在主波束与最后一个辅助波束的相交点（距离目标五千米），定时器即控制炸弹自动投放出去。
这一套系统研制成功之后，红军立刻在东普鲁士、东波兰建立了系统网点，当时这一套系统的最大有效导航距离为270公里，平均投弹误差30米。
当然，随着东波兰陷落，该套系统也仅仅能在东普鲁士使用，而且以其有效作战距离，仅仅能够满足轰炸柏林、华沙等有限城市的需要。不过就算如此，这一套系统也是相当成功的，在1942年里给德国制造了不少麻烦。
希特勒认为，要想解除红军对柏林的轰炸，就必须首先瘫痪这套系统。很快德国通过对被俘虏的红军空军飞行员的审讯和对被击落的轰炸机上的电子设备的分析，找到了红军第一代导航系统的工作频率和工作模式。
德国科学家给出的第一个对抗措施是用噪声干扰使其引导系统失效，但是这么做的话，红军立刻就会察觉，所以这种简单的措施被放弃。德国人经过冥思苦想，研发除了一套“围栏”欺骗系统，这种系统装在东普鲁士边境上，发射机与接收机相距十五公里。接收机接收到红军的导航信号之后，发射机立刻用强得多的功率从定向天线重新发射出去，但是其发射角度同红军的导航系统信号有偏差。
这样红军的轰炸机飞行员听到的是德国人欺骗信号，从而驾驶飞机偏离正确的航向。一度的，红军战略轰炸机被“围栏”信号引导到无人的旷野或者荒郊，还长长迷失方向，有时候甚至会耗尽燃油不得不迫降在德国。那一段时间，阿尔克斯尼斯所中意的战略轰炸效果不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导航出了问题。
不过红军很快就察觉了德国的“围栏”欺骗系统，所以立刻又研发了第二代导航系统，德国人将其称之为“弓箭手”，这种新系统只有两部发射机，分别发射同等强度的“点”和“划”信号，同时也只有一个主波束和一个辅助波束。
主波束和辅助波束在目标上空相交，这既简单便于掌握，又提高了轰炸的准确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过对抗时刻在存在，当柏林等大中城市又一次被红军炸了个底朝天之后，德国人又开始想办法了。
很快他们就在坠毁的轰炸机上找到了“弓箭手”系统的实物，查明其主要工作频率在39兆赫，随后德国人立刻研发了“盾牌”系统。该系统以较强的发射功率发射“弓箭手”系统的的“点”信号或者“划”信号，但使波束稍稍偏左或者偏右，让红军轰炸机在不知不觉中偏航。此外，德军的电子侦察系统还能侦察到“弓箭手”系统的波束在何地相交，这样他们等于提前知道了红军的轰炸目标，自然可以守株待兔了。
不过这种办法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红军在研发出“弓箭手”系统时，就想到了该系统很可能会暴露红军轰炸的目标。所以在用该系统引导轰炸时，故意用多部天线向多个目标定向，使德国人搞不清楚红军真正攻击的目标。此外，随着护航体制的改变，红军战斗机部队从轰炸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之后，红军还会故意用定向天线制造假的空袭目标，将德军的战斗机引诱过去，然后派遣更大规模的战斗机部队予以歼灭。
当然，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使用无线电导航，必然就会辐射信号，而这些信号被敌人截获只是时间问题罢了。所以红军在不断改进无线电导航系统时（后面会继续说），也在关注其他导航方式。
所谓的其他导航方式，其实就是惯性导航。以牛顿力学原理为基础，通过测量载体在惯性参考系中的加速度，将它对时间进行积分，让后将其导入导航坐标系，就能够获得相对准确的速度、偏航角和位置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