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通信联络处的建立，引发了无限的遐想，党内脑子比较活、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那一部分人，似乎是意识到了点什么。不断的有人打听这个单位的具体职能，动作更快一点的，已经开始四处奔走托关系，准备在这个部门谋一个职务了。
不得不说，这个年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工作还是比较混乱的，首先是因为党组织极大的发展，吸收了一大批新党员，这一批人中间绝大部分都是新近觉醒的工人群众，理论水平是比较低的，短时间之内要想把他们变成合格的布尔什维克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一批人也有优点，那就是充满了干劲，那真是只要组织一声令下就前赴后继悍不畏死。不过，老话也说了，欲速则不达，积极性太高了，也是干不好工作的。反正基层党组织普遍充满了浮躁的情绪，恨不得一口气就建设好共产主义。
这是基层的问题，而中层和高层问题更大，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一部分政治投机份子，以及一部分政治野心家也立刻改头换面，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他们给党组织带来的破坏比基层浮躁情绪要大得多。
这批人擅长钻营、擅长溜须拍马，简直是无孔不入。而如今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任用原则又很僵化，类似于苏联后来的官册制度，也就是所谓的“登记—监督任命官员名册”，说白了，只有进入到这个名册中的人才能当官。而且一旦成功当官，其权力几乎是毫无限制的。
历史上的1923年11月12日，苏联中央组织局专门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有两个任命官员的名册，第一号名册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直接提名和任命，收录了3500个最重要的职位，第2号名册由部门提名，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等级分配后同意这些提名，再由部门任命，这里确定了1500个职位。
这一项制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权力太大又缺乏监督机制，产生问题也就是不可避免了。不过这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问题，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官册制度的诞生，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以前说过，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之前，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数万人，而且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几乎所有的党员都是经过层层考验和选拔的精英。
但是到了1918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数量几乎是爆炸性的在增长。相当多数的新党员素质是不合格的，但是为了革命为了壮大力量，也只能让他们先加入进来。不过这些新加入的党员中的绝大部分不管是能力、品质都不适合领导工作。
而随着苏维埃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又需要有自己人去接管权力，于是乎问题就出现了。被群众选举出来的那一批新的党员干部，虽然群众基础不错，但是能力实在不足，根本就不足以完全阻止赋予他们的任务。所以，也只能挑选出一批有能力的人去干实事，这就是官册制度诞生的原因。
应该说这也是迫不得已的，连列宁自己一开始在讲组织干部任用原则的时候，也是优先强调民主的，但是民主选拔干部的最大问题就是——声望高不等于能力强，受拥戴不等于真的了解布尔斯维克的革命路线。
而且这批民主干部因为是被拥戴出来的，对拥戴自己的基层群众十分关心，几乎是对他们言听计从。群众说往左那就往左，说往右那就往右。
问题是，局部的利益有时候不一定跟全局的利益是一致的，每每基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就会跟大集体和中央的路线南辕北辙，至少也是冲突不断。
所以到了1918年的春天，被民主选拔出的干部折腾得都有些神经质的党中央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就开始修正当时组织工作的总体方针。当然，并不是说完全不讲民主了。布尔什维克一直主张民主集中制度，只不过在此之前是民主大于集中，而现在改成了集中大于民主，也就是在强化中央的指导权力。
连导师大人自己都说：“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别人员的这种办法，是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相一致的。”这也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列宁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所谓走上独裁道路。
实际上，根本原因还是迫不得已，干部素质差，下面的人老是搞小山头主义，老是跟中央的方针路线唱反调，不强调集中，根本就没办法做事了。
按照列宁的本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按照他老人家的想法，赶紧加强干部教育，赶紧的培养出一大批合格的干部，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重新恢复到民主集中的正确道路上去。
问题是，导师大人就没等到这一天，1918年遇刺，19年、20年忙着打内战，顾不上这一头，21年忙着搞经济，22年身体就完全垮掉了，然后他老人家也就是彻底的被架空了，民主集中自然是不了了之。
而斯大林是彻底拥护权力集中的，而且他手下一大批心腹都是官册制度的受益者，怎么可能去反对这个制度？于是乎，苏联的干部选拔就开始在错误的道路上开快车了。
什么官僚主义、腐败，完全都无法避免。根据1992年苏联历史档案大规模解密后，苏联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出来的绝密材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1起；1922年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再往后面的那些年份，自然是更加不用说了，否则捷尔任斯基死之前也不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