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孩子放到了波奇诺克的妈妈家，然后就到招兵办公室去报名参军。”说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貌似以前我告诉不少人，说我是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参的军，而不是战争爆发以后。如果将来有人查我底细的时候，知道我连参军的日期都要弄错，不知到时会有什么的后果？
“我到招兵办公室去报名，却遭到了拒绝，招兵的人说根据妇女保护条例，生完孩子不满三年，不能服兵役。我没有和他们争辩，而是径直去找他们的上级。我轻轻地推开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办公室的门，看见许多人正围着一个少校激烈地争吵着。我一声没吭，坐在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一会儿，人都散了，少校发现了我。他问：‘你有什么事？’
‘我想参军，却没被批准。’
‘噢，为什么？’少校好奇地问。
‘他们说我生完孩子不满三年，不能服兵役。’
少校笑了笑：‘招兵办的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把一个未成年孩子的妈妈送上战场。’
‘可是我必须要参军！’
‘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
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我丈夫是个边防军官，他在战场上牺牲了。’
少校敛住了笑容，显然这个理由打动了他：‘你知道，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战士都牺牲了。’他不再说什么，低头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然后站起来，把纸条交给我：‘去吧，到高射机枪部队，为你的丈夫报仇。’”
“为什么？”奥夏宁问。
我看着奥夏宁的眼睛，轻声地说：“为了给你报仇！当时我在想：也许，必须要有一个德国人倒在我的枪口下，我的心才会平静下来。”
“后来呢？”奥夏宁关切地问道。
“我入伍后被编入了新组建的高射机枪独立营。当年你教授过我枪法和军事常识，让我在部队里如鱼得水，很快就从新兵中脱颖而出，不久就被破例提拔为下士，并当上了班长。
我所在的高射机枪排全部是女兵，由于没有排长，负责担任指挥职务的是副排长基里亚诺娃中士。她原来也是外贝加尔基干师的，参加过斯摩棱斯克保卫战，并获得了一枚勋章。战役结束后，她便调过来担任了副排长职务。但她格外看不起我这种没有资历又提拔太快的人，所以处处和我做对。
后来我们排移防到波奇诺克附近的171会让所，因为我在战斗中表现突出，接连打下了两架德国鬼子的飞机以后，才改变了她对我的看法，我俩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好转。
有一天我趁夜间偷偷溜到波奇诺克去看儿子，早晨回来时，在森林见到了两名德国兵，看他们的打扮，应该是准备潜入我军后方搞破坏活动的，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况及时地报告给了会让所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和基里亚诺娃中士。
瓦斯科夫听说只有两名德国兵，稍做准备，便带着我、热妮亚、索妮娅、里莎、嘉尔卡等五名女兵去森林里搜索。瓦斯科夫对附近的地形很熟悉，他带我们抄小路赶到了德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伏，打算利用地形和人数的优势，消灭或者活捉这两名德国兵。
哪知道事与愿违，当德国兵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意外地发现，原来德国兵不是二个人，而是十六人，这样一来，我们不管在装备还是人数都处于了绝对的劣势。仅凭我们六个人手中的一支手枪和五支步枪，不光挡不住敌人，甚至还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幸好带队瓦斯科夫准尉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一边派里莎回去报信，一边带着我们四个人和十几个德国兵在森林里兜圈子。
可惜里莎在过沼泽时牺牲了，我们的人没有得到信息，所以才没有派遣增援部队，只剩下我们几个在森林和站优势的德国兵周旋着。在战斗中，热妮亚、索妮娅、嘉尔卡相继牺牲，我也被手榴弹的弹片击中，负了重伤。”
“啊？！”听到这里，奥夏宁吃惊地叫了一声，然后伸手在我身上乱摸，着急地问：“快点让我看看，伤在了什么地方？”
“伤在腹部，不过早就好了。”我抓住他的手，接着往下说：“你听我继续说。”
“嗯。”他点点头，轻轻地扭了一下我的手掌，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等着我继续讲述后面的故事。
“我负了重伤，血流不止，眼看人就不行了，我难以忍受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便恳求瓦斯科夫给我一枪，让我能痛快地了断。可他却下不了手，最后还是我自己动手，举起手枪冲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啊！”奥夏宁又一次忍不住叫出了声，再次打断了我的讲述。看到我不悦地瞧着他，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示意我继续讲下去。
“枪响以后，我就昏迷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冰凉的雨水滴在我的脸上，让我清醒了过来。说来也奇怪，一直流个不停的血奇迹般地止住了，而且伤口也不疼。我挣扎着把盖在身上的树枝掀开，坐起来四处张望，找寻着瓦斯科夫准尉的踪迹。
天空下着雨，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修道院的钟声的思路。我站起身来循声望去，能看见远处修道院的尖顶，这是个早已废弃的修道院，照理说里面不会有人啊，怎么钟声会莫名其妙地响起了，难道是德国人在那里？
于是我认准了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