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三天，这个被战壕和蜘蛛一样的带刺铁丝所围绕的车站，总是在隆隆的炮声和爆豆般的枪声中醒来或睡去，只有在半夜时才是安静的，但是偶尔还会有德国人射向天空的照明弹，在短时间内把车站照得如同白昼。
那天和罗科索夫斯基谈完话以后，他和潘菲洛夫他们倒是拍拍屁股走人了，守车站的重任还是落到了我的身上。虽然给了我一个独立营的编制，但雷斯达耶夫的三连迟迟没有归建，只把热利亚带领的那个伤亡超过七成的连队划归我指挥。这样一来，我手下只有三个伤亡惨重的步兵连，外带一个排的炮兵部队，总兵力不到四百人。
为了守住这个见鬼的车站，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为了加强防御，我组织战士们先在废墟的外面挖了一条半人深的环形战壕，并在战壕外拉上带刺的铁丝。后来我在无意中发现，车站附近的房屋虽然表面建筑物都被炸毁了，但是下面的地下室都还完好无损，于是在兴奋之余，马上组织人手开挖地道，把地下室和战壕连了起来。遇到德军轰炸或者炮击的时候，除了少数的观察哨，剩下的人都躲到地下室里去隐蔽。
自打车站方向进攻沃洛科拉姆斯克的139团全军覆没后，德军便改变了进攻方向，没有再对车站发动过新的进攻，而是采取了派飞机轰炸，或者用大口径的重炮进行炮击的办法来对付我们。
虽然我采取的种种措施，有效地降低了我军的伤亡。但也仅仅是降低了，而不能完全避免。在昨天的炮击中，那座车站大楼成为了德军攻击的主要目标，短短半个小时内，至少被上百发炮弹直接命中，最后轰然倒塌，和周围的房屋一样，变成了一片废墟。大楼倒塌的时候，有二十多名战士没来得及逃出来，全部被活埋在了里面。卢金和萨波丘克两人负了重伤，被送往了尤日那亚的军医院。而热利亚，则被炮弹直接命中，当场炸得粉身碎骨，连尸首都没找到。害得我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三个得力的左膀右臂。如今我身边就只剩下了费尔斯托夫、巴甫洛夫、阿吉、阿古明特四个人，希望他们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否则的话，我连能用的人都没有啦。
傍晚时分，我正蹲在战壕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敌情。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喊我：“中校同志，潘菲洛夫师长来电话，让您马上到师部去。”我把望远镜移开，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费尔斯托夫正弯着腰，沿着战壕向我跑过来。
他跑到我的面前蹲下，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我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了他，问：“你知道师长叫我去有什么事情吗？”
“师长电话里没说，只是让你马上把职位移交给我，然后立刻赶到师部去。”
“那好，”我有些无奈地说：“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你和巴甫洛夫要提高警惕，随时注意德军的动向。他们每天用炸弹和炮弹来消耗我们的兵力，没准啥时候又会发动新的攻势。”
“明白了！”
我带着阿古明特和阿吉从城市里穿过，来到了沃洛克拉姆斯克东面的师部所在的位置。在一名巡逻哨兵的指引下，我们顺利来到了师部所在那座半地下的掩蔽所门口。
看见我们接近，门口的哨兵端着步枪大声地问口令。我停下了脚步，大声地冲哨兵说：“我是奥夏宁娜中校，奉师长的命令到师部报到，可不知道今天的口令。”
“哨兵同志，让她进来吧，我们等她半天了。”听到这个声音，哨兵收起了手中的武器，回到了自己的哨位。我一看，为我解围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几天说风凉话的政委叶戈罗夫。
我让阿古明特和阿吉在原地等我，自己上前向这个不招我待见的政委敬礼，然后跟在他的后面进了掩蔽部。一进去就看见那个留在一撮小胡子的师长正坐在桌子前，桌上摆着一盏马灯，还有一部收音机，收音机里好像有人正在做什么重要的讲话，以至于他听得格外出神。见到我进来向他敬礼，他点了点头，然后招呼我坐下：“中校同志，您来得正好，快点坐下，听听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无线电广播里的声音很不容易听清楚，喇叭里时常响起噼啪声。师长和政委都不由地凑到收音机跟前来，聚相会神地谛听着，竭力不漏掉一个字。我坐在长桌旁边，听着收音机里传出斯大林那掷地有声的讲话：“……德国侵略者们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那么他们将一定会得到歼灭战！”
当斯大林结束了他的讲话，收音机里传出了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又响起了《国际歌》的乐曲，这乐曲仿佛越过汹涌澎湃的海面，开始时隐约可闻，但是很快就越来越响了。
“报告！”潘菲洛夫站起身来，正想说什么的时候，一个人的声音不合时宜地闯了进来。我们扭头一看，一级政治指导员克罗奇科夫正站在门口。他穿着一件带毛领的短皮大衣，没有戴帽子，额头上还冒着热气，看起来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的。没等师长开口说话，他又接着说：“将军同志，请原谅，我不能向您敬礼。在来这里的路上，被敌人的狙击手把帽子打飞了。”
潘菲洛夫呵呵一笑，关掉了收音机，开玩笑地说道：“帽子没有了不要紧，重要的是脑袋还在就行了。”然后走到政委身边，弯下腰和他说着什么。我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