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她去省城她三爹那里住了些日子，回来时。她三爹给她置了一身好行头。
直到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她穿一件包腚式白底红花的新褂子，一条鸡腿式蓝涤纶裤和一双黑得耀眼的皮鞋。
她家是很穷的，这身衣服却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装扮。
那时我和她不太熟，只敢躲在她注意不到的地方偷偷地看她几眼。偷偷地去品味那种心慌意乱的滋味。
她那时很得意，不管是集体干活还是开社员大会，总是有那么多男男女女众星捧月般围绕着她。
她用清清脆脆的声音讲大城市的高楼看不到顶儿；讲大城市马路上的汽车一辆咬一辆飞一般地过；讲大城市的人日子过得多么多么滋润等等。周围的人便瞪大了眼珠子一边听一边喘粗气儿骂娘。
和她第一次亲近，是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
她弟弟叫我和另几个伙计去她家打扑克守夜。
那时候没有电视机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春节联欢晚会看，大年三十晚上坐在一起摔两把扑克，就是青年人最大的享乐了。
坐在热炕头上打了几把“拣分”。就有人提议说明年就隔着一宿了，咱抽抽十二月算算运气怎么样？大家就一齐喊好并纷纷说明年怎么也会比今年好。…
所谓的抽十二月，是一种玩法并不复杂的算命游戏。五十四张扑克牌剔去k和大小鬼，余下的四十八张牌洗好背朝上平均分成十二组排列，代表十二个月。先抽出第一组最底下的那张牌。是几，就放在第几组，然后再从这组的最底下抽出一张牌——以此类推。
如果第一组的四张a都抽出来了，就看看共有哪些组全亮了开来，亮开的就表示明年的这个月你会过得顺顺利利或者会交好运。
在半生的岁月中，我从未将十二个月全抽开，这也可成为我从未有哪一年顺顺利利度过的征兆。
她那天晚上却令众人大吃一惊。
我们每个人抽了一次，最多的亮开了七个月。
大家都不满意。都说这次不算数，另抽。于是，就重抽。
轮到她。她对我说，你命好，替我洗洗牌，说不定能给我带来好运呢！别的人不让，说外人洗牌算什么规矩？她就说，该你们什么事？我愿意就行了。
我当然乐意为她效劳。虽然心里暗暗怕她只抽开少数几个月。
牌洗好分好后，她开始郑重地抽牌。
七月先开了。接着是十二月、四月、十月、三月、六月……她越发郑重，每要抽一张牌。必得先把两只手握在一起，放到嘴边轻轻亲一亲。九月开了，十一月又开了……就剩下八月和一月啦！就剩下两张背着的牌了。她停下了手。
我看到她的脸艳若阳春三月盛开的桃花，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蓄满了清清亮亮的泪水。快抽啊！大家齐声催促。
她左手按住亮开的三张a，右手轻轻地抽出底下背着的那张牌。她不看，先是把它放在心口窝贴贴，停一会儿，再把它刷地翻过来。
八！八！八！众人都为这奇迹喊起来。她飞快地抽出最后一张a，扔在炕上。我——我都抽开了呢！我十二个月都抽开了呢！她喜欢极了，竟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闭着眼睛，激动的心撞击着胸膛，咚咚地响。
那个晚上，我们都没合眼，一直玩到了天亮拜年的时候。她那个快活呵，一瞅我就笑，老是笑，笑声不断。
我不敢肯定那次抽十二月的奇迹是不是在她心中留下了不灭的印痕，因为在此后两年的相处和后来的每次见面中，她从未再提过那个晚上。
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几乎全挂在了她的身上。白天黑夜，老是想她。
在地里干活，我会从远处的一群人中认出她的身影，大队开社员会、放电影，我的眼睛就不自主的到处寻她。几天不见她，心中就像失了什么似的。
她也开始常到我家玩。她人很勤快，话也说得圆滑，我的父母和家里人都喜欢她。
那年冬天，村里决定由团支部组织俱乐部排戏。
我刚干团支部书记。又不懂戏，是她，帮了我许多的忙。
我们排了一个叫《雷锋的童年》的现代大戏，我勉为其难扮演地下党大叔的角色，她扮一个苦大仇深被地主婆用大烟扦刺成了哑巴的丫环。
台下。我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可到了台上，一紧张，就容易忘词。
在公社大礼堂会演时曾被扮演雷锋的小演员救了我一次场。
在自己村子里演出，开头还算顺利，可是演到最后一场斗地主。台上的演员几乎全齐了，我发着号召，把手里的匣子枪一挥一挥的正起劲，台词卡壳了。…
瞅瞅台下黑鸦鸦的分不清眉眼鼻子的人群，我心中的惶急可想而知。
她在我的身旁弯腰搂着雷锋。朝后台歪着头，给我提词儿。
哑巴开口，不知台下的人听到看到了没有。
我在她的帮助下，度过了一关。
真想不到，她是个有心人，自己没有台词，却把我的台词背熟了。
卸装时，在我家。她把脸盆舀上水。却不洗，而是又像在台子上那样歪着头，瞅着我笑。
她的戏装是一件红缎子大襟褂。衬得她腰细如柳，胸隆似丘，画了妆的脸越发俏丽动人。
她的一双眼睛满含春情，直看得我脸热心跳。
那个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