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这时还没有专门的电影院，只有影戏场，观影条件自然不比上海。他们拿的是散座的票子，傅与乔在门口的售票房添了二十块钱要了一个包厢，不过他自己却找了个散座坐了，杜加林心里揣度他这是存心要躲杜二小姐。
这时候，关于傅与乔不愿离婚的理由，杜加林觉得自己已经十分有数了。
婚姻确实让傅与乔丧失了部分自由，可这社会有的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
而想让外面彩旗飘飘，必须保证家里红旗不倒。家里红旗一旦倒了，外面的彩旗争相要当红旗，岂不乱了套。
傅少奶奶，就是这杆红旗。她的作用，一方面是来抵挡不够格来当彩旗的，譬如陆小姐和杜二小姐之流，面对这些人，傅与乔就会对她格外的热情，表示自己的专一；另一方面，是阻挡那些想当红旗的彩旗，这些彩旗傅少爷应该喜欢，却又不到为其放弃自由的程度，在这些人面前，傅与乔应该是一个困于包办婚姻却又碍于责任不肯离婚的一个苦情人，他享受和这些女人恋爱的权利，却不必承担义务。
虽然第二种女人杜加林还没见过，但她觉得自己应该不久后就会见到。
她想自己起先对傅与乔婚姻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原主作为傅与乔的妻子，不仅合格，甚至堪称完美了。一个完美的道具，用以衬托他的责任感和专一，并且必要时阻挡狂蜂浪蝶。最重要的是，因为爱情而结合的婚姻总免不了对对方有太多要求，要求绝对的爱和绝对的专一，但这位少奶奶只爱他的钱，而不爱他。因为不爱他，所以不会有要求；因为爱他的钱，故而不敢有要求。
他表面上因为结婚失去了自由，实际上却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虽然这只是杜加林单方面的想象，但她几乎认定这是事实了。毕竟这样，大部分事情都说得通了。
杜加林想，傅少奶奶后来在邮轮上遇难，傅与乔一定很伤心，因为这样完美的妻子实在是太难找了。或许是难度太大，所以也就不找了。
要想傅与乔同她离婚，除非她爱上他，或者让他以为她爱上他。
她被动了这么久，也该掌握主动权了。
这么想着，杜加林主动从包厢出来，同他坐了一张长椅，傅与乔微微露出一点诧异，说道，阿妮你一个女眷还是在包厢比较好。杜加林冲他笑了笑说，我觉得还是陪你比较好。傅与乔也冲她笑了笑，但他这么僵硬的笑，杜加林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厅差不多有一百多个散座，前三排是横排长椅，一张票四角钱，后排都是长条凳，只要两角。虽然这时候男女分座已经废止了，但男女同坐的也不多。
电影开场的时候，自后排传来一阵阵的鼓掌声，其间提篮的小商贩穿梭于座位间卖小食和香烟，有一个大概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吃力地提着木提盒卖冰棍，杜加林买了两根牛奶冰棍，随手递给了傅与乔一根。杜加林一边嚼冰棍，一边专注地盯着屏幕，这时的电影还是默片，眼睛一走神恐怕就要错过剧情。
不过很快杜加林的眼球很快就被坐在她前面的女人勾住了。那女人上身穿了一件水红色的薄纱衫，里面的小衣若隐若现，袖子只到手肘，露出半截白胳膊，此刻一只紫黑皮的胖手正在这只胳膊上揉搓按压，颇有节奏。这家影戏场在秦淮河边上，虽然秦淮八艳早已作古，但这片地上并不缺少传承此职业的人。看那意思，前排的女人应该和电影中的女主从事的同一行业。
电影片名叫《上海一妇人》，此时正讲到女主离了农村奔了上海，被鸨母诱惑准备为娼的阶段。杜加林虽然对电影没什么研究，但将近100年的片子，大概能猜得到节奏。此刻最吸引她注意的不是剧情，却是里面的服装。民国时的女支女是时尚风向标，不过最具标志性的旗袍并未在片子里出现。杜加林又回想起她在上海那两周的见闻，即使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她也没见过那种展现女子曲线的修身旗袍。
杜加林努力搜索着自己仅有的那点近代史知识，终于确认大众所熟识的旗袍要在20年代末才会出现，这于她来说或许是个机会。服装生意，相比办面粉纺织厂来说成本要低不少，又是最考验创意的，一个有点子而无经验的人或许也可以掺一脚进去。她虽然对时装研究不多，但对旗袍的样式还是了解的，她老祖母七十岁时春夏时节还要做新旗袍。最重要的是，她现下这一身份，做这种买卖是最为合宜的。
影片里演到女主要嫁入李家做六姨太的时候，杜加林发现前面两人的剧情已经上演到了少儿不宜阶段。那男的虽然正襟危坐，旁人看来是在认真观影的样子，但那双手却暴露了他，此刻男的双手交叉手肘故意抵在女的胸脯上，想来是分外陶醉了。
看着这俩人，杜加林的思绪又从旗袍转到了内衣，这时候女人的内衣还是卫生马甲，西式内衣远未流行起来。1925年的夏天，留给她的机会还很多。这是不幸中的万幸，穿越到九十多年前，至少比九十多年后要强。
她此刻觉得未来有望，不自觉地嘴角上扬。她来了两周了，只有这一刻是开心的，现下自己总算有点儿奔头了。不过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她一个人做这可不成，她不懂缝纫，又没美术功底，纵使有一筐点子，也未必能落到实处，她需要一个帮手或者合伙人，这个人最好懂时装，能出一部分资金，最好还是个名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