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讲法律的组织或集团当中，‘义’都不约而同的被赋予‘法’的作用。如一个争天下的集团，一开始是义薄云天－－提三尺剑，替天行道；再后来是义不容辞－－－除暴安良；最后是见利忘义。
荀子改革儒学之后，儒学就开始反对奴隶制，到西汉，儒学更加激进。董仲舒甚至要求全面解放奴隶。社会也朝这个方向急进。（到贵族执政的两晋南朝有反复。）
美国在南北战争（1863年）之前，国会曾为‘是否’解放黑奴投票。投票前，议员都慷慨陈词，怒斥残忍的‘黑奴制’。可是投票结果却让所有记者傻了眼。解放黑奴的提议被慷慨陈词的议员们‘否决’了。整整一百年后，1960年代，黑人才有了完全的选举权。
今天的人们认为社会有些不公平，是拿今天和八十年的半农耕社会比。那时候咱们自称农业大国。而西方人却从来不会说自己不公平。因为现今女王、天皇的存在，只有一个社会意义：世界原本不公平，人民必须承受。
如果这样看，今天的东、西方多么像中国古代的南北朝，只是大庄园经济换成了大企业经济。
北朝以公平为基础，最大限度支持了大企业的自由。他们反倒比南朝大企业统治的社会做得更好。北朝可是在人均生产力上也超越了南朝。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改革的红利，不是已经吃完了，而是刚刚开始！因为还有很多改革措施没有到位。公平社会如何最大限度的容忍“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元2014年，西方经济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大论，引发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界震动。本书名为《21世纪资本论》，本书用大量的数据分析了西方社会的不公平。西方经济学界的传统学界认为，随着科技进步，大企业主统治社会会自然的被改造。可是《21世纪资本论》举出大量事实和数据，指出西方自身无法平稳走出大企业主统治社会。社会将越来越不公平，矛盾会越来激化。
西方社会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当然没必要替人家操心。反而现在是融合的时代，首先应该相互借鉴。
西方在大革命之后，也非常重视公平的建立。
当然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而只能在历史中找寻“灵感”。
今天的时代是融合的时代，笔者认为公平式社会主要的任务还是：在不失公平之下，如何最大限度的容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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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二十四史由从汉到清的封建社会的人来写，由于农耕型的社会模式几乎一成不变，使中国二十四史成为研究“人与人”关系的专著，它不研究社会。
中国最缺乏的是社会学“专著”，在农耕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的社会巨变中，人们对这个社会越来越陌生。今天人们奋斗的主战场已经不是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在社会之中，股市、房产、资源成为主战场。
人们常说资源就这么一点，挖完就没了。可是我们初中地理对资源的定义不是这样的。新的能源会不断出现，将来水可以被分离成氢和氧。所以一味追求能源股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中石油在股市第一天的表现就是中国史不研究社会的明证。这和它七年之前在纽约、香港上市时迥然不同。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两晋南北朝史在世界历史上却是个普通“现象”。欧洲在大革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类”两晋南北朝的社会模式。庄园式经济、士族执政，到欧洲革命，欧洲大陆才走出这一段历史。
那么，为什么中国可以快速走出这一社会模式？正是因为五胡乱华。
北朝的少数民族执政核心不是士族，而是少数民族“自体”武装。士族阶级重要，但并不执政。当生铁镰刀等重要新科技出现之后，小地主、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主力。北朝以强力的手段尝试拆散士族阶级，生产力和人口数量大幅提升，从此之后，和西方历史彻底分道扬镳。
南朝虽也多次分田，甚至重用寒门，但是寒门也是士族阶级。在执政主体不改革的情况之下，社会模式不可能彻底改变。
人们不要认为南朝比北朝更先进，士族执政宣扬“无”，希望朝廷无为之治。而朝廷的无为，其实质是把权力下放给庄园主。政府啊，你只需要收税就行了。社会生产和民众庄园主们替你管了，你多省心省事，请把放达（自由）留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