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人类即将迎来新的世纪，另一个百年，第二个千年。有专家说，1999年不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2000年也不是21世纪的开始；也有专家说，1999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但2000年不是21世纪的第一年。众说纷纭，各表千秋罢了。
京州的春天还是千百年来的春天，这座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充满了敬重和仰望的城市，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大楼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长、越来越宽，已见都市繁华，甚至有一种隐约可见的奢华。
姜晓洛在京州待了6年，中间还离开了两年，刚刚回来，对这座城市并不十分熟悉。从内心来说，他对京州并没有多少感情，更没有融入感。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他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京州人与生俱来的骄傲感，以及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一种自然的优越。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到京州——全国的莘莘学子，寒窗十年，希望能够考上京州的大学，毕业后能够留在这里；怀揣着明星梦、歌星梦的少男少女们，背上行囊来到京州，蜗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浪迹在电影制片厂的门口，还有影视棚和歌厅、ktv里，梦想着一夜成名，外称“京漂”；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兄弟，背着被褥、挑着行李来到京州，栖息在建筑工地、菜市场，日夜苦作，希望能够挣上几个钱，在老家盖上几间大瓦房，出人头地。
有人成功了，进了国家机关，当了官，留在了京州；有人出名了，成了歌星、明星，名利双收；也有农民兄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办起了商店、开起了饭店，有了自己的企业，在京州落了户，成了京州人儿。
但是，户在京州、人在京州，心却被排斥在这座城市之外。他们知道，本地人看不起他们，不论他们有多努力，他们还是外地人，是来京州抢工作、抢生计的。对外地人来说，京州人太傲、一股子痞味儿，一生下来就是京州人，学校有最好的教育资源，医院有最好的医疗条件，考大学都要比外地人少上几十分，毕业了能进国家机关，能进国家企业。他们把这些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应该的，就是因为他们是京州人。
姜晓洛25岁了。从部里回来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他原本想着在部里这个平台上努力几年，干出点名堂，在京州结婚，真正地留在京州。不论会不会被当地人看得起，但至少他的儿子，还有他儿子的儿子，生下来就是京州人了，几代人熬下来，也就没人知道他的祖上是个外地人，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州人儿了。
但是，一时的冲动将姜晓洛打回到原来的起点。他想起了司马君、关倩，自然还有骆雨儿，他用一个不成熟的举动结束了一份感情，并很快得到了回报。这是姜晓洛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挫折，他有了离开京州的心思。
多年后，作者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将主人公的这段经历放在了里面。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正是因为这个挫折，让姜晓洛的人生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路上的风景和经历成了小说后来的一部分素材，只不过作者又增加了一些小说的创作内容，让故事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小说，而不是自传。
姜艾结婚了。军工厂家属区，老姜家，小小的三室一厅贴着大红的囍字，洋溢着浓浓的喜庆味，一家人都在忙着。女儿出嫁，女方家没多少要做的，前一晚在饭店吃完待嫁酒回到家里，大家还在激烈地讨论着抢亲的事，新娘子姜艾在一旁听着直乐。
第二天一大早，一家人早早地起了床，在家里瞎忙。姜艾出去做新娘妆还没回来，姜成兄弟三个还在商量着抢亲堵门的事。
老姜站在阳台上抽着烟，走过来走过去，脸上沉淀着一种无法描绘的神情——时光岁月，姜成已经有了孩子，姜艾结婚了，姜晓丁也结婚了，只不过还没有办仪式。姜晓洛望着父亲，冬日的晨光透过窗户，映在父亲的身上，也就在这不经意间，他发现父亲老了。
接亲的人来了，一大帮老大爷们使劲地冲撞着大门，姜晓洛他们在里面拼命地顶着，大声叫着要红包，嘻笑声、欢呼声、打闹声不绝。
三号马路边一家新开业不久的酒店，大厅已经布置一新，伴着柔和的音乐，等待婚宴的开始。新郎新娘站在酒店门口迎着亲朋好友，来一个人、一群人，笑着迎上去，请进婚宴大厅。姜晓洛站在院子里，拿着姜晓丁的手机不停地大声说着话，给还没来的亲戚指路，忙得不亦乐乎。
上个世纪90年代，移动电话开始出现在中国，当时被称为“大哥大”。走在大街上，如果谁手里拿着这么一个“大砖头”，摇头晃脑地大声叫着，都会被路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到了90年代末，移动电话变得越来越小，价格也被人们所承受，开始逐渐普及，老百姓把它称为“手机”。姜晓丁在跨国公司工作，最先有了手机；姜成去年回到县城，借着前几年在一家牛奶公司积累的工作经验，开了一家配送站送牛奶，为了联系业务，也买了一部。
宴会大厅里，姜艾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微笑地站在新郎的身边，接受着亲朋好友真诚的祝福，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一家人忙着挨桌发喜糖，笑容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姜晓洛看着姐姐，心中感慨——姐姐的幸福不仅是她自己的幸福，也是一家人的幸福。
冬天的县城，一轮弯月挂在夜幕之上，洒下皎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