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六，上午，武贲郎将阴世师指挥六千骁果，由岐沟津口强渡涞水河，向对岸叛军发起了猛烈攻击。
同一时间，涿郡留守段达也挥师强渡巨马河，向南岸敌军展开了攻击。
两个战场同时开战，且攻击都异乎寻常得顺利，叛军远非传言中的那般强大，基本上都是一触即溃，一溃千里，狼奔豕突而逃，根本不堪一击。
段达非常慎重，既没有下令趁胜追击，也没有下令北岸军队全部渡河而来，而是下令固守津口，并派出数队斥候四下打探军情。
段达生性谨慎，说得好听一点叫稳重，说得难听一定就是能力不够，没有金刚钻却揽了瓷器活，怎么办？只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部属们对段达狄丫熟悉，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即便有什么不同想法也放在心里，绝不自作聪明贸然进言，以免落下“质疑”之嫌引起段达的不快。
官场上过度谨慎，当断不断，瞻前顾后，就是“不作为、不进取”，一旦造成严重后果必然影响仕途。去年段达奉旨到河北戡乱，就是因为太慎重，担心这个忧虑那个，前怕狼后怕虎，结果剿贼不力，叛贼越剿越多，最终落得个罢职的悲惨下场，好在圣主依旧信任他，虽然免了他左翊卫将军的职，但很快又再度起用，任命他为涿郡留守，委其以东征后方大本营统帅之重任。
这个位置很适合段达，只要二次东征胜利，功劳唾手可得，然后便可借此功劳重返中枢，再回圣主身边，可惜段达“背”字当头，运气很不好，六月初杨玄感叛乱导致大运河中断，二次东征功亏一篑，虽然这与他没有直接关系，却无限期延缓了他重返中枢的时间。
正因为如此，段达更慎重，不想阴沟里翻船，不想被藏匿在四周的政敌们所陷害，不想重蹈覆辙被那帮阴险小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现在他所处的环境很恶劣，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每走一步都要万分小心，容不得任何差错，一旦失误，万复不劫，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因为他的原因影响到圣主和中枢的未来决策，损害到中土和国祚利益，那就万死莫赎其罪了。
此刻的段达既不想抢齐王的功劳，也不想与白发贼结怨，更不想被冀北和幽燕的豪门世家联手“坑”杀，所以他没有攻击的意愿和动力，如果不是封德彝再三催促，他连试探性攻击都不会做出。
封德彝之所以催促他南下攻击，主要是圣主和中枢已经有了让齐王北上戍边的意向，白发贼的“攻击”已经发生了作用，接下来“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不要为祸太甚，一旦攻陷了高阳宫甚至做出攻击涿郡威胁圣主和中枢之态势，导致局面失控，那就与初衷背道而驰、适得其反了，所以段达必须发动攻击，以武力威慑白发贼，确保局势在可控范围内。
斥候很快回报，在距离津口五六里外发现叛军踪迹，似乎因卫府军没有乘胜追击给了他们喘息时间，叛军又收拢起来重整队伍了。接着又有斥候急报，在十余里外易水南岸的遒城城外发现有大量叛军，旗帜鲜明，严阵以待，而在一河之隔的对岸，亦发现有叛军队伍，蓄势待发。
段达站在堤岸上，遥望易水方向，负手而立，凝神沉思。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一帮部属们三三两两窃窃低语，小声分析和探讨战局。
形势很明显，叛军有准备，已先期做好布署，他们把主力放在遒城城下，放在易水两岸，先确保自己可进可退，进退无忧，接下来若卫府军沿易水而上，攻打遒城，叛军就撤向五回岭，撤到蒲阴陉，利用地形优势拖住卫府军；反之，若卫府军沿大道南下，直奔高阳而去，则叛军就趁势杀进涿郡，直接威胁圣主和中枢安全，如此卫府军进退失据，段达权衡轻重后，十有八九还要是回援涿郡，如此便有被叛军伏击之忧，一旦在横渡巨马河的时候遭到叛军前后夹击，必遭重创。这样一分析，段达就被动了，是进也难，退亦难，如何选择？
终于，段达开口了，不过不是下命令，而是征询部属们的意见，集思广益。
留守府的司马当仁不让，率先进言。圣主诏令驰援高阳，从这一目标出发，援军当义无反顾，倾力南下，完成任务。不过巨马河一线的叛军可能会围追堵截，也有可能乘机杀进涿郡，给救援造成困难，而对策便是把现有援军一分为二，由段达率军南下河间高阳，完成圣主下达的任务，阴世师则率军西进猛攻蒲阴陉，牢牢牵制上谷这边的叛军，如此可保万无一失。
武牙郎将贺兰宜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贺兰宜认为这两天的战局变化足以说明叛军的主要目的是牵制涿郡援军，是延缓援军的救援速度，由此不难推断叛军可能正在撤离高阳，既然如此，援军是否还有必要南下高阳？再说齐王正在奉旨北上驰援高阳，这种情形下涿郡援军与其急吼吼赶赴高阳与齐王争功，倒不如就在上谷这里与阴世师的骁果军左右夹击叛军，围杀白发贼，予其以重创，将其赶进太行山中，一则可以剿贼立功，二则也能有效配合燕北方面剿杀这股叛军，有利于尽快稳定燕北局势。
这两种意见都有可取之处，其中贺兰宜的计策为大多数部属所认同，毕竟杀贼的功劳唾手可得，而驰援高阳可能一无所获，稍有不慎还有可能得罪齐王，所以就目前形势而言，最明智最稳妥的办法莫过于乘势围剿白发贼。
段达面无表情，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