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造成了一可怕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祸胎。
王韶《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西夏骑兵没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州首当其冲，兰、会2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可如西夏人得到了河湟，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可向西南发展，在四川武胜县位置建立堡垒，之后随时可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内。那时宋朝怎么办？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发兵去救，陕西方面、开封附近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戒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就算死梗了。原因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大宋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这也就是后来对王韶《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吐蕃河湟部一直以来都是“不叛无争”的朋友，你放着敌人不打，先对朋友下手，搞得众叛亲离。有什么好处呢？往好里说，打赢了，把河湟抢过来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也等于多开辟了一战场。万一打不赢或打得变成温吞水，那宋朝等于平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这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
而且很不幸，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但有点必须指出：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那完全是反对派的错！以高太皇太后、老混蛋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们。把神宗皇帝、王安石、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都无偿还了回去，逼得亲政后的宋哲宗、志大才疏的宋徽宗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
而历史证明了：河湟部只要去抢，宋朝必胜！得到它后，虽多出了块战场，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在宋朝四川部开战一样。但性质截然不同！在四川，是大宋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在河湟开战，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这点都看不清。旧党们如不是一群蠢猪，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为铲除异己，连国计民生、国家安危都不顾了！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河套平原一小块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惜罕！但河湟不一样！
首先，打河湟这概念就不对！应是“收复”因这片土地在以前一直都是汉族人的，安史之乱前。这里还是辉煌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安史之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之后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现在宋神宗时期，各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竟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自给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其实多简单，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对抗李元昊，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出产稳定的！
至此，打赢后怎样后续也己清楚，王韶又更进一步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然后派去大量汉人去移民。那样也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种群，他们在必要情况下，的确可四海为家，哪怕飘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就会闹大…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再通过他们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加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大宋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住，自给自足。具体办法，王韶归纳出《和戎六策》。它会在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熙宁2年（1069）2月2日，富弼被任命为宰相。3日，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大宋副宰相。
变法前的最后一次谈话。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唐介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如让他当宰相，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