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主张大一统，一切唯上，用法律和秩序约束人民，管理人民，尽地力之教，最终富国强兵！
而与此同时墨翟先生，高举兼爱非攻等大旗，站到儒家的对立面，开始挽起袖子要大干一场！
自儒法墨之后。
以齐国稷下学苑和列国的学官老人为首的先贤们，在管子、尸子等先贤的基础上，以黄帝和老子为旗号，宣扬清静无为，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这就是黄老派的诞生。
自是之后，又有名家、杂家、小说家、兵家等无数个学派崛起。
一时间神州尽人杰。
曾子、子夏、孟子、李悝、吴起、商君、韩非子、吕不韦，纷纷粉墨登台。
还有张仪苏秦，靠三寸不烂之舌，忽悠天下人，风光无边。
至此，其实，先秦的诸子百家，基本上建立健全了中国的思想派系的脉络和大方向。
后人基本上都是要围绕他们的成果而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进行阐发。
而如今，却又不同。
现在，诸子百家的巨头们面临的世界形势和天下形势，与他们的祖师爷完全不同。
今日的汉室，虽然还说不上四海升平，九州道路豺狼。
但却也是安稳和平的盛世时光。
商贾势力大兴，各地的工商业越发兴盛，由此带动了天下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
特别是安东的屯垦移民以及淘金潮的到来，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各个学派，于是不再局限于某地。
而是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向天下延伸。
这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也带来了许多新挑战。
这迫使诸子百家中的聪明人和有远见者，不得不去思考和解决这些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鲁儒就是因为无法解决这些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而在近几年，不断衰落，如今甚至连老巢都要公羊派和谷梁派给端了的悲剧。
正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其他人看到鲁儒的惨状，但凡有些危机感的，都不得不加快强大自身的进程。
于是，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学派巨头，都不得不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蹲下身子，仔细审查民间民情和天下变化。
而不能再跟过去一般，高高在上的谈着什么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不顾实际和现实，非要谈论遥不可及的三代之治。
这样做的家伙，肯定会被时代淘汰！
而这样一来，自然而然的肯定会出现不同想法和不同思考方向的人。
而这些人提出来的思想理论和应变之道，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渐渐形成一个个看上去似乎差不多，但实际上南辕北辙的派系。
譬如，思孟学派和重民派，都在高举孟子的旗号，主张仁以爱人，义之所在万死不辞。
但实际上呢？
思孟学派，宣扬的是‘仁义礼智善’，讲究的是诚心诚意的对待学问，有些类似苦行僧一样，认为只要心诚，自然学问做得好，学问做得好，自然是君子，君子自可治世。
总的来说，还是儒家的那老一套。
但重民学派则不同。
他虽然也主张仁以爱人，将孟子视为祖师爷。
但它彻底摒弃了个人道德和行为对天下造成的影响。
重民学派认为，只要有利于百姓，有利于民生，有利于人民，哪怕是小人，做的事情，那也是好的。
反之，道德水平再max，也可能误国。
对此，这两派口水仗已经打了无数回。
彼此都宣布开除了对方‘孟子传人’的身份。
而从绣衣卫的档案和报告里，也能看出这两个学派所依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
思孟学派是兴盛于梁国和三河地区一带，主要依托地主和士大夫阶级的学派。
而重民学派的大本营则是在当世商人氛围最浓厚的雒阳，其主要支持者和金主，是雒阳、睢阳、荥阳以及关中的某些大地主、大商人和大贵族。
这自然就决定两者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阵营的。
将所有的这些，在心里过了一遍，刘彻走出自己的御书房，来到外面，望着这繁华的世界，璀璨的世界，道：“制诏：朕闻，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今天下有诸子，或曰孔子之学，或曰申韩之士，或曰黄老之长者，或曰墨翟之门徒，皆博闻多识，有治世之才！
今朕夙兴夜寐，愿与宇内之士，臻于圣道。
其于石渠阁，备酒三樽，静候天下名士，与共稽参政务！”
立刻就有尚书郎领命，录诏，然后稍加润笔后进献刘彻案前，刘彻在检查完后，随即在上面加盖自己的天子印玺，然后将它交给一位侍中，嘱托道：“下御史，颁布天下！”
这不是国政，也不是政策的发布命令。
只是一道对天下诸子百家各大学派巨头的征集令。
自然根本不需要御史大夫衙门讨论，然后交由廷议商议。
皇帝一言可决！
所以，接到诏书后的御史大夫晁错几乎没有怎么考虑，立刻就在诏书上附署名字，然后将它交给御史监，嘱托道：“贴于露布，更令传骑，布天下郡县！”
而自己则急匆匆的抬脚出门，去找自己的老师张恢。
去干什么？
当然是抢走所有人前面，先给自己的派系，在即将举行的石渠阁会议中，多占几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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