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于景炎十七年的下半年、分两路进驻到安南边界，很快就在西南之地引起了震动。
当初安南之所以袭掠广西之地，北元的挑唆仅仅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邕州开市的“利”，让他们起了贪婪之心。
他们不是第一次袭掠大宋的广南西路了。过去的经历让他们始终认为：由于安南的偏僻、蛮荒，大宋在自己抢劫后不太可能直接出兵报复。就算出兵来报复了，最终也还是会因为气候、水土的原因退回去。更何况现在大宋仍处于和蒙古人的交战中。
而之前宋军始终没怎么越过邕州、柳州、静江一线，更让他们觉得过去的一切没有改变。
因此，在他们的看法中，事后大宋顶多就是派个使节前来问罪。而对于这个问罪，他们在过去也有一套固定的说辞。
或者：“劫掠是外蛮所为”。
或者：“做这事的是边界上的蛮族”。
然后就是：“已约束边界各地领，不得骚扰天朝之地。”
所以，开始时他们甚至都没有派使节前来大宋解释。
但这次他们没有等来问罪的使节，而是来到边界上的宋军。这些宋军不仅驻扎了下来，而且还就地筑关、筑城，摆出了一幅从此再也不走的样子，这真的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事。
更让他们惊惧的是，不久安南的船只也开始变得无法出海；甚至是一些渔民，也只能在沿海不远的地方捕鱼。
若是安南的船只一不留神在海上跑得远了一点，遇到宋军的水师，立刻停下接受所谓的“检查”、并乖乖地回去也就罢了，只要表现出一点点想跑或反抗的意思，必然会遭到击沉。
并且无论是渔民、还是其他人等，在接受宋军的检查后，也均会被告知：“大宋和安南本为一体，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安南背叛了大宋。”
以高桂为的参谋院其实并不知道，他们此时所实施的，就是后世的所谓封锁沿海。这帮人只是觉得：虽然现在不能和安南开战，却也不妨让水师的战船出去巡逻广南的海面，将来自安南的船全堵回去，免得又让他们来到了广南的地界上，既惊扰了陛下和太后，还让朝廷的官员们对兵部有微词，反正谢复和黎德等人正觉得有点闲。
自然，在某人多年的教唆下，他们还明白：有些事情可以做，但话也要说，大义的名分决不能丢，毕竟挑起此事的并不是自己这一方。
至于被放回去的人到底会怎么说，这帮人就不管了。
就此，安南开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也不是没有试图出兵赶走边界上的宋军，只不过宋军对此早有准备，他们的这种企图毫无例外地遭到重挫。
于是，安南只有再次派出贡使前往大宋，不过他们的朝贡在广州遭到了礼部官员的拒绝。
礼部的官员当然不会对安南的贡使再有好脸色。这前面你才来朝贡，后面你就过来抢东西，如今又跑来朝贡，怎么，还真没把堂堂大宋放眼里？
再者，对礼部的官员来说，推掉安南的朝贡也不是头一回，当年（宋）孝宗先帝就曾屡屡拒绝过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何况眼下朝廷不缺前来朝贡的贡使。
事实上，自景炎十四年宋军攻占云南之后，前来大宋朝贡的所谓藩国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在眼下的西南地区，除安南之外，原本就还有占城、缅国、暹、罗斛、景迈（八百媳妇），宾章龙（占城的属国），大、小彻里（八百媳妇的边上，紧靠云南）等地。他们过去都被迫向北元称臣，并接受所谓的达鲁花赤在当地监督。
宋军击败了云南的元军，其实也就意味着帮他们摆脱了北元的控制。但对他们来说，如何与一个看起来更强大的大宋相处，同样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
因此，除了最早的安南和占城，其它地方也很快都6续遣使前来大宋。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行朝对所有前来的朝贡者也就是两个字，“应付”，因为不仅某人、就是朝廷的大多数重臣，都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迫在眉睫的要务。
但这种情况在景炎十七年，由于安南对广南西路的劫掠，被改变了。
宋廷的礼部官员不仅开始认真地和前来的贡使商讨事情，而且主动派出使节前往各蛮荒之地，甚至还请有些前来的贡使代为传言，邀请西南诸蕃均派人前往大宋。同时还声明：
“大宋此举并不是为了贪图他人之宝物，而是希望和尔等讲信修睦，各保疆土，并为此订立相关的国书。”
结果这件事就变得越来越大，连海外的爪哇等地闻讯后也派贡使前来参与，一时之间，各地使节齐聚大宋。
自然，在这些人中间，和大宋接壤的，最关心的事是：大宋会否像过去的“大元”那样，在占领了云南之后，还想要征服他们？
而没有和大宋接壤的，则都非常关心一件事：大宋能否允许他们前来“互市”？也就是前来做生意。
不过他们全婉转地拒绝了所谓的“使节派驻”。因为“不开化”的他们都把大宋派驻的使节，看成了过去蒙古人派来的“达鲁花赤”，所以，打心底里他们就不愿意。
这让某人得知后也只能内牛满面：“算了，毕竟这是中古时代，有些事情还是急不得。”
但他还是告知礼部的陈宜中、邓光荐等人，在国书中要加上一条，“凡签订国书者，彼此之间可以派出使节互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