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郊外。佛寺。
烛火摇曳，烟香云绕。
善男信女们在阵阵的梵唱中匍匐在地上，愈加衬托着端坐在佛床上的桑哥宝相庄严。但这些信徒们并不清楚，在这位圣僧慈悲的外表之下，掩盖着的却是一个烦躁、恍惚的心神。
对于至元三十年的桑哥来说，这一年朝廷里生的事，就从来没有像眼下这样让他感到不安过。
这先是年初忽必烈立铁穆耳为太子，大大出乎他的意外。
桑哥当然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忽必烈年事已高，立储是早晚的事情。而且他也不是不知道，自真金去世后，忽必烈一直对铁穆耳很宠爱。但他原先始终认为，就算再宠爱，大汗也不可能直接传位给这个孙子。
虽然不是饱学的鸿儒，也没有通览过历代的典籍，可桑哥仅凭他过去在西域的游历就能够知道，在这个时代，无论何地，也无论是家族也好、还是教派也罢，都罕有绕过下一代而直接指定第三代的子孙为继承人的，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在以后引起纷争；何况还是帝王的传位。
可这个看似最不可能生的事却真的生了。
以桑哥所拥有的“圣僧”、“国师”的然地位，其实原本无须对此事挂怀。但由于真金的缘故，他就对铁穆耳被立为太子颇有点心虚。
忽必烈立储后的第二个动作，是任命了不忽木为朝廷的刑部尚书。
不忽木的父亲燕真，是忽必烈潜邸的老人，当初开庆之役时，留在后面帮忽必烈看家的就是他，由此可见忽必烈对他的信任。
等不忽木开始从政，先是在真金的东宫里任事，并且曾跟从许衡学习。真金去世后，才到朝廷里任了职。所以很明显，他是原本忽必烈就准备留给真金的辅臣之一。
而现在他被任命为朝廷的刑部尚书，只能说明一件事，他辅助的对象已经变成了铁穆耳。
桑哥对此的不安就在于，不忽木是朝廷中少有的、一直和他作对的人之一。桑哥自己都曾指着不忽木对妻子说过：“将来能抄我家的，必定是此人。”
所以，忽必烈的这两个行为，已经让桑哥隐隐约约从中嗅出点不祥的味道。思前想后的他不是没有动过干脆一走了之的念头，只不过他非常明白，没有得到大汗的允许，此时的他就算想走，也很难脱身。另外就是，对高高在上的权位某种眷恋，让他心中始终有着犹豫。
桑哥在反复权衡后认为，无论是为了保住权位、还是为了以后能脱身，眼下自己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力搜罗钱财，以讨得大汗的欢心。
从这个角度说，他真的是非常感谢叶李。因为前段时间叶李给他出的几个主意，又帮他渡过了难关。
来自西域的桑哥当然对同样来自西域的“羊羔利”非常了解，他更清楚，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做这事。既然大汗过去对此有过旨意，以他的性子，根本不会对那些“肥羊”客气。
桑哥不是个笨人，他其实一直都知道，叶李在对自己的态度上，总有点若即若离，甚至后来还和安童走得有点近。不过他始终没有太在意。
在他看来，导致这种情况的最根本原因，是叶李南来之人的身份，让他本人始终非常小心，不敢得罪任何人。所以，虽然他心里面也不是没有一点不舒服，但在表面上他不仅从没有对叶李的态度斤斤计较，反而待之越加恭敬，甚至还在朝廷中刻意维护叶李。因为他不能不承认：叶李从没有拒绝过为他出谋划策，而且还是在他掌政之后，对他帮助最大之人。
但令至元三十年的桑哥沮丧的是，在安童死后没多久，叶李竟然也一病不起。
从一定程度来讲，桑哥一直视叶李为自己的一条臂膀，少了叶李的助力，对他的打击真的很大。可就像俗话所说的，祸不单行。随后没多久，他的另一条臂膀、要束木，也出现了问题，这就让他内心里的某种不安变得越来越强烈。
因为原本每月都会给他来信的要束木，竟然在最近这两个月时间里，失去了任何音讯。
以桑哥在北元朝廷中的地位，他不会不知道眼下元军正于徐州、襄樊、川中和宋军交战。但他更清楚，如果要束木落到了宋军手中或者不幸被杀死，朝廷早已收到玉昔帖木儿的奏报；而且假如襄樊的形势真的已经变得十分危急，以他对要束木的了解，要束木根本不会还待在那里，早已跑回了大都。
因此，在桑哥看来，失去音讯的要束木只有一种可能，即他已经出了事。而且这个出事，有很大的可能来自于朝廷的内部。因为桑哥至少还知道这样一条，如今在襄樊地区掌管大权的玉昔帖木儿，在朝廷里还有个职位，御史大夫。
话再说回来，要束木的贪婪，桑哥不是不清楚。他过去孝敬自己的钱财从哪里来的呢？
感受到危险临近的桑哥是真的萌生了脱身之意。他知道自己这几年得罪了很多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师傅胆巴国师。一旦失势，自己的下场不会比过去的阿合马或者卢世荣能好多少。
（历史上的桑哥为人确实不咋样。他原本是胆巴国师的弟子，是胆巴国师将他带到大都。但自从受到忽必烈重用后，他就开始与胆巴国师分道扬镳，并且十分忌讳别人说自己曾是胆巴国师的弟子。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叛出了师门。所以，他后来遭到了蒙古大臣一致的攻击，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弄权。）
桑哥参与的法事开始增多，这些法事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