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回说到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死后的丧葬制度上和众位大臣展开激烈讨论，就算违逆冯太后临终前的遗旨，也要坚持长时间披麻戴孝，不愿意按照旧制，短时间脱下丧服，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
拓跋宏在这个“小事情”上如此较真，并不只是在于他对冯太后深厚的情感，而是在拓跋宏的脑海里，早就被冯太后几十年的教导中种下了一个“种子”，而这个种子就是：如果要统一全国，如果要做天下人的君王，就必须进行民族融合！
而在拓跋宏的脑海里，民族融合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把帝国统治阶层打造成一个天下人在文化上有认同感的统治阶层！而汉人在天下人中占绝大多数，于是，把北魏帝国的统治阶层进行彻底汉化就变成了统一全国的必由之路。
拓跋宏的这个思想并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从拓跋浚朝的抑武倡文、大量提拔汉人官员，冯太后执政时期的“太和新制”一脉传承而来。可惜的是拓跋宏把这个一脉传承的“战略”推向了极端，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此乃后话。而拓跋宏这种思想的产生也是一个很让人反思的过程，这个我们会放到下一章去剖析。
其实回望历史，由少数民族完成统一大业的王朝，像蒙元帝国和满清帝国其实并不像魏孝文帝拓跋宏那样执着的进行“汉化运动”，反而获得了成功，尽管蒙元和满清都有当时统一的“客观条件”，但我们也不得不反思北魏“汉化运动”的得失。
不过在冯太后仙去的公元490年，拓跋宏可没有蒙元帝国以及满清帝国的成功案例作为借鉴。于是他********在“丧葬”习俗咬住不放，并准备开启那场史无前例的“汉化运动”，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做出这种举动，最重要的还在于在“国际上”的宣传，尤其在跟以汉人族群为主体的南朝的国际关系交往中，一定要显示出“正统传承”的姿态来。
在得到北魏帝国冯太后死讯后，南齐帝国立即派遣大使裴昭明和谢竣前往平城吊唁。按照南朝的理解，此时已经是公元491年春2月，早已应该脱下丧服换上正常衣物参加吊唁仪式了，于是准备穿着南齐的官服前去祭祀。而此时北魏负责接待的官员却跟裴昭明和谢竣说：“吊丧有一定礼节，你们怎能穿着红色官服进入令人悲痛的祭堂？”
裴昭明回答：“我们是奉南齐帝国政府委派前来吊丧，没有我国政府批准，不能随意更换服装。”裴昭明立场很坚定，我这是代表政府，当然穿政府正式的官服，怎能随便更改服饰？
双方来来往往，反复争论，裴昭明等人就是坚持不换装。于是北魏皇帝拓跋宏派遣大臣成淹前往劝说。
裴昭明说：“你们魏国不允许外国使节穿本国官服，这一规定出自哪一部经典？”裴昭明一看就是个辩论高手，避重就轻，立论明确，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成淹没有接招儿，对答说：“喜事和丧事是不能同时并存的。一个人身穿羔羊皮袍，头戴朝冠，是不可以去吊丧的，这一点，连一个三岁的孩子都明白。你居然问穿丧服吊丧出自哪部经典。你我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裴昭明见没把成淹引到自己辩论的路子上去，也就无法用准备好的论据展开阻击，只好另辟蹊径，说到：“两个国家的交往，应该讲究平等。当年我们高帝去世时，你们魏国派遣李彪吊丧，他也没有穿白色丧服，我们政府也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妥，为什么我们今天却被如此紧紧逼迫呢？”这个问题提的犀利，来而不往非礼也，国际交往就要讲究个平等，不能因为你是大国强国，就搞片面最惠国待遇啊。
成淹有备而来，回答说：“贵国君主并没有严格按照经典的丧葬礼仪行事，高帝安葬后仅一个月就换上平日衣物。李彪出使贵国，你们君臣上下都衣着华贵，貂尾、宝玉、黄金饰品闪闪发光，当没得到贵国允许时，李彪出于对贵国的尊重，又怎能单独穿戴白色丧服呢？我们大魏皇帝不同，仁义孝敬，和盛名的虞舜一样，亲自守丧，住陋室，喝稀粥，又如何能拿来和你们国君相比较呢？”成淹一席话，有理有据：我们使者倒是有心穿丧服，可是你们国家礼乐败坏，又怎能埋怨到我们头上？
辩论到这里，其实裴昭明已经落了下风，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夏、商、周三代，制度礼仪各不相同，有谁能判断出谁好谁坏呢？”话说到这里，裴昭明已经退了一步，大家都是礼仪之邦，只是做法不同，我们不要再讨论谁高谁下了好不好。
成淹也没赶尽杀绝，不再质疑南朝的“丧葬礼仪”，不过总结陈词还是相当犀利：“贵使如此说来，难道虞舜、商代高宗的做法都不对吗？”
辩论到这里，裴昭明已经被逼入死角，必须给出明确答复了，于是裴昭明和谢竣无奈的相视一笑，说到：“责怪别人的孝行，我们怎能这样做呢？只是我们没有带丧服，还请贵国为我们准备。不过，我们作为使节如此行事，归国之后一定会被治罪啊。”
成淹见南齐使节已经服软，安慰到：“你们这样做符合仪礼，如果贵国君主是君子，不但不会责罚，反而会大大奖赏你们；如果你们不幸受到责罚，你们的大义也会被史官记录在册，又何必担心呢！”
等到吊唁的日子，裴昭明等使节换上丧服进行祭祀，北魏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