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说到南下魏军在北魏帝国任城王元澄的指挥下，胜利完成战役的第一阶段，把义阳和钟离两个南朝军事重镇从南朝疆域中割裂了出来，并形成东西两大野战军群，对义阳、钟离进行了战略包围。
历史有时就会惊人的重复着以前的套路，我们看公元504年这次南北大战此时的战场态势，和10年前孝文帝元宏领兵南下淮河的战场态势（参见“铩羽而归”），以及80年前太宗皇帝拓跋嗣南下黄河的战场态势（第一次南北大战，参见“血战虎牢关”），十分的相像。都是魏军在中路突破并对敌军进行战略分割以后（黄河的滑台，淮河的寿阳），再兵分两路，对中路两侧战略重镇实施包围并打击之。不同之处在于：
对比孝文帝那次南征，元宏当年可没有拿下寿阳，只是在围困并监视寿阳的同时，就对西面的义阳以及东面的钟离发起了强攻。而现如今的元澄却稳占着寿阳，有一个稳固的攻击出发地，一个让人安逸的后方基地。所以元澄一开始就比当年的孝文帝元宏拿着一手更好的牌。
对比太宗拓跋嗣南下黄河的作战。拓跋嗣和元澄一样，已经稳占着南朝黄河防线中路的重镇滑台。不过当年拓跋嗣拿下滑台之后就立即投入西面虎牢关和东面东阳城的争夺战（时间仓促，后方的滑台稍显薄弱），而如今元澄已经经营寿阳多年，这个后方基地自然打造的更加稳固。不过比起拓跋嗣，元澄也有不利因素，因为淮河可是比黄河更加靠近南方，河流更多，天气更热，无论从气候还是地形上来说，都限制着北方骑兵的发挥。
所以，公元504年春天的元澄的这次南征的条件，比起当年拓跋嗣来说是有利有弊，比起孝文帝元宏来说却是优越很多了。那么这场战役的第二阶段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史书记载，任城王元澄带领东路军主力围困并攻打钟离之时，梁武帝萧衍也没闲着，他派遣冠军将军张惠绍等人押运粮草支援钟离，但这种做法真真是于事无补，熟悉这个连载的读者应该已经对魏军的战术有所了解了，魏军比起南朝军队，骑兵有优势，但骑兵利于野战，但不利于攻城，所以魏军在战争前期作战的战术通常是“围点打援”。当魏军围困一个城镇之时，南军通常会派军增援，而此时魏军就可以利用自己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抽调围城主力，把兵力转运到南军增援的方向打歼灭战，此时南军城中军队不知城外虚实，自然不敢贸然出城，而增援部队由于离城较远，不能和城中守军进行协同，最终自然被强大的魏军铁骑各个击破。像此次战役第一阶段，党法宗围困九山、淮陵，却首先转头打击钟离方向的南朝援军，就是这种战术思想的体现。所以，此时南梁的冠军将军张惠绍车马未动，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是必然了。史载元澄立即派遣平远将军刘思祖等人前去拦截，双方在邵阳接战，没有悬念，梁军被毫无悬念的包了饺子，全被北魏铁骑斩杀殆尽，而张惠绍等十几个高级将领则全被魏军俘虏。
故事讲到这里还发生了个小插曲，刘思祖在邵阳打了大胜仗，元澄自然会上报朝廷给刘思祖请功，帝国尚书省的高官们也议论刘思祖功劳应该封千户候，但此时却出了岔子。史载帝国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之前曾向刘思祖要两个美貌婢女，但遭到刘思祖拒绝，于是怀恨在心，这次终于找到机会报复，上下其手，阻挠朝廷封赏刘思祖，最终此事竟然不了了之，刘思祖没有得到朝廷半毛钱的奖赏。北魏帝国虽然此时前方将士的战斗力犹存，但是以高肇为首的上层建筑却腐败横行，类似事件史书记载很多，有功不赏，有过不罚，这种腐败就像“慢性毒药”，虽然不会一下子使帝国倒塌，但是假以时日，庞大的帝国政治军事机器必然遭受致命的打击，为日后的崩溃埋下伏笔。
抛下刘思祖遭受的不公待遇不谈，我们把视线再转回到钟离战场上来。就在魏军势如破竹，越战越勇之时，老天爷却在默默地掉着链子。史载此时淮南地区天降大雨，连日不停，淮河河水暴涨，南中国的夏季即将到来。大雨不仅增加了攻城的难度，最致命的是暴涨的淮河水将更加有利于南梁水军增援钟离前线，并对魏军形成反包围的态势。此时，帝国皇帝元恪给元澄下诏说：“四月份淮河水将暴涨，船行无阻，南军得其天时，任城王切不可贪功而导致后悔不及啊！”
其实元恪的担心是多余的，元澄老成持重，怎会不知其中的要害，于是见好就收，元澄令旗一挥，全军回撤寿阳，尽管如此，史书记载，由于天降大雨，魏军的这次回撤时还是狼狈不堪，不仅照例焚毁大量攻城器械，而且在撤军途中还有不少士兵逃亡（这些士兵应该就是当地招募的“伪军”，见魏军撤退，于是见风使舵，逃之夭夭去了）。元澄的集团军参谋长贾思伯负责军团的殿后工作，由于贾思伯是个儒生，元澄当时认为他必死无疑，没想到贾思伯最终带领军兵安全撤回，元澄不禁大喜过望，说到：“孔子说“仁者必有勇”，正好在贾军司的身上体现了啊！”而贾思伯却说自己是糊里糊涂迷了路，歪打正着回到大本营，并不愿意夸耀自己的功劳。
不管怎样，魏军东路集团军在元澄带领下，回撤的如此难堪，元澄作为领导人，当然摆脱不了领导责任，帝国相关部门奏请皇帝，最终给元澄贬官sān_jí，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