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大概就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不适应新时代，又无力改变这一切。只能得过且过，就此沉沦，很多终日买醉的前清官僚，多是这些人。
第二类，就是不适应新变化，又想努力改变着一切。这些人就是那些公车上书的人了。这批人的能量本来是很不小的，过去是力量最大的一个群体，但因为公车上书事件之后，这一派遭到了沉重打击，暂时已经是偃旗息鼓。
第三类。就是前面说的自强派了。这部分人识时务，懂得变通，发觉前朝大势已去之后，果断的想办法到处抱大腿，哪怕不要脸了，也要重新获取权力。
薛焕跟吴煦就是这类人的表率，吴煦就不说了，薛焕当初可是身份比李永吉都高的人，曾经当过两江总督。但在家修养一段时间后，他果断的改换门庭，从头做起。
他通过杨坊当介绍人，跟李永昌见了个面。而且很快打动了李永昌，并获得了一个海关司司长的职位。
要知道，那时候还没科举改革，中华帝国还没建立呢。薛焕能这么早就转换门庭，也算有大毅力，而他这种做法也给了他充分的回报。
现如今。薛焕已经是民政部的部长，重新爬到了部长级的位子，也就是从一品大员的位子，相比过去的权威，也不遑多让。
在短短时间就能做到华丽转身，薛焕的能力且不说，关键这个心性就了不得，如果这不是内阁会议，而是部长级会议，那他说不定就要现身了。
其实像薛焕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只不过能爬的那么快的就不多了，而中华帝国的各级官员其实有超过一半都是前清的官员。要不然，就凭还没真正实行，没真正起作用的公务员考试以及内务员考试，又怎么可能这么快的时间就提供大量合格的官员给新的帝国政府呢。
可以这么说，目前的内阁里面，王韬的洋务派大都掌握中央大权，各级部长级的官员多是出自洋务派门下，杨坊的图强派则主要掌握地方基层，很多地方基层干部大都出自图强派，也就是旧派官僚。
由于开会的人数少，加皇帝上李永吉，总共也就四个人，所以也不需要太复杂。
一开始，李永吉就开门见山的先把沈世明的说法提了出来，那就是赞同沈世明法治为皮，人治为里的做法，适当进行一些内部的小改革，以更好的适应环境。
不过紧接着，李永吉又提出一个改革意见，那就是内阁成员如果质疑首相的命令，那么在联系不到皇帝，或者皇帝不吭声，不亲自作出裁决的情况下，只要有三名以上的内阁成员联名申请，就可以强制召开内阁扩大会议。
在内阁扩大会议上，所有内阁成员都必须出席或者通电话，就首相的决策是否通过进行讨论。
最终首相被质疑的决策能否通过，完全看内阁扩大会议的表决情况，而内阁扩大会议上的表决呢，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也就是说，在内阁扩大会议上，首相只有两票，其他人有一票，如果同意与否定的票数相等，就算通过，只有反对占多数，才可以否定首相的这条争议性决策。
扩大会议多了一个否定首相决策的否决权，等于给首相多了一个约束，让首相无法真正的一手遮天，而且这样一来，内阁会议也就不再是个摆设了，除首相外的其他内阁成员也就拥有了更加巨大的权力，一旦出现问题，完全可以用这一招对抗首相的乱政。
尽管这个否决权的权力很难真正实施，但这就跟核武器一样，用跟不用，与有跟没有是完全两码事。也就是说，一旦有了这个权力，那其他内阁成员的权力就会被人为的扩大，内阁成员也就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头衔了，而是真正的实权重臣。
更妙的是，这些政策都在皇帝权威之下，也就是说皇帝如果插手，啥都不用说，听皇帝的，但如果皇帝什么都不管，那么国务院依旧可以顺畅的运行下去，而且不会出现太大的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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