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来的盛阿姨毛衣织得非常好，他们夫妇穿的毛线衣、毛线裤都是盛阿姨织的，而且还是细细的羊毛线。
盛阿姨说，“我们那边几乎看不到一桌一桌打麻将的，要么栽桑树、养蚕、纺绸，要么织毛衣、做鞋子，都很忙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作坊。”
又道：“小李，真的哦，你们这边好多打牌的唔。我感觉这里比我们那边差不多落后了30年喔。”盛阿姨的口音带着明显的上海味儿，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嫁给海宁市的詹叔叔后，成了浙江海宁的媳妇。
素兰听得有点儿尴尬，却是不争的事实。她难堪地笑了笑。
在水工厂，李素兰属于少数的“异类”，她不会打麻将、不会打跑胡子（有的地方称为纸牌），其他牌种更不消说。
偶尔被同事们扯着打一下扑克牌，叫做打“升级”，不兴钱的，如果打输了就罚对坐的两人钻桌子。她牌技不精，常常连累坐在对门的人，往往没打上一个小时，她就感觉腰酸背痛、坐不住，直呼“不打了、不打了！”，请求来人换下她。
看到盛阿姨毛衣织得那么好，她羡慕得不行，试探着问盛阿姨可不可以教她，没想到盛阿姨很爽快答应了。可她一点基础都没有，毛衣织给谁呢？
复杂的毛衣更加织不好，她和盛阿姨商量了下，决定先从最简单的学起，织背心，她想起侄儿小博程即将满周岁了，先给小家伙织一件背心吧。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她高兴得当天中午就租了一辆“边三轮”摩托车去兴安镇买毛线。
盛阿姨说织一件小小孩的背心二两毛线就够了，她在兴安市场挑了二两柠檬黄和日落黄渐变色交织着的毛线、买了三副不同粗细的钢针，兴冲冲回到了水工厂。
接下来的日子，李素兰沉浸在学织毛衣的新奇和兴奋中，起边、花样针、前胸、后背、分丫、合肩、织脖颈、收尾。盛阿姨是个严格的编织师父，凡有一点瑕疵的地方必须拆了重来，她有一句经典台词“拆、必须得拆！”用她的乡音念出来就变成了“擦、必须得擦！”
素兰虽然时常觉得头大，但还是恭恭敬敬按着师父的要求办，没几天，侄儿的小背心织好了，看起来还不错。
侄儿生日前夕，素兰回了一趟家，把小背心拿给母亲，说特意给博程织的，母亲说“还不错，女孩子家是要学学这些。”
一个月过去了。
遗憾的是陆佳诚中途并没有到水工厂来看素兰，也许他工作忙碌，并没有回大山局吧。
许多年以后，素兰回想这段往事，感慨地想：这就是姻缘吧。她奶奶常常说谁和谁“他们没有姻缘分呢”，正是这个理啊，姻缘姻缘，真的是有缘分在里头。
她和陆佳诚，注定没有姻缘。
浙江人来了后，水工厂原先差不多荒废的食堂重又热闹起来。
主厨的大师傅还是李伯，他是福县人，50多岁。
食堂常常做红烧肉，不是麻将块的厚方模样，而是一大块扁平的红烧肉，泛着甜腻的油光，一看就很好吃。肉的一角还有一根白色的很牢固的线，长长的垂在菜盆外，说一声“我要红烧肉”，李伯就提着一根线放到职工们的碗里，又好吃、又好玩。
盛阿姨和詹叔叔喜欢自己做菜，他俩经常做糖醋鱼、糖醋排骨，用一个在兴安镇买来的小圆木锅盖闷着，满屋子飘香。盛阿姨喜欢李素兰，有时候早上就会对素兰说，“小李啊，我今天做糖醋鱼，中午来吃啊。”
素兰有些拘谨，开始不好意思去，盛阿姨再碰到她会说“没事的呢，来啊，我和你詹叔叔吃不完也是倒掉、浪费了，我们吃不了那么多，来。”
后来素兰就去得多一些了，味道很正宗，三人边吃边谈，欢声笑语。詹叔叔的普通话不如盛阿姨说得流利、标准，语速会慢一些，素兰仍然觉得很亲切。
盛阿姨是一个讲究的人，没有衣柜，他们夫妇的外套高高挂在房间一根长长的粗铁丝上，外套从上至下套上了薄薄的塑料套，每一件都是，用来防尘。她烫着大波浪卷，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总是含着笑意，素兰慢慢和她成了忘年交。
浙江又来了一批人，之前素兰和成小惠合住的那间房也被腾出来了，素兰住到了以前老食堂西边新加的单间里面，出门是一条通道，开门是大山，真正的开门见山。
这时已经是春天了，大山湿润着，如果下雨天气，素兰房门前的山脚边还会有一股子细细的山泉从一个土眼里流出来，清清亮亮的，素兰常常拿手去接流水，不过她不敢喝。
有时候她会捡男同事们喝过的空啤酒瓶，洗干净后趁着下雨天接山泉水，用来养从园林场那边采来的映山红。
四月份，大山局山前山后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了，素兰择了一个午饭后，一个人去园林场那边cǎi_huā，那边的山势平缓一些，她不会太害怕。采回来后分在三个啤酒瓶里插好，倒也有别样的fēng_liú婉转，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
这天素兰的宿舍来了两个客人，是水泥厂的胡世军和詹华军，两个男孩一块儿来的，他们和素兰都是同一届分配下来的毕业生，一共十人。
大家谈了一些对往后的想法，都不免有些失落，厂子的经济效益明显下滑了，工资常常不能及时发放。
感觉到前途渺茫，素兰萌生了南下打工的念头。
素兰房间前面住的是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