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所住的地方，只有三户人家，方圆五十公里无其他住家。另外两户也不是本地人，也是文革期间跑到这里来的。一听说是来给潘平反的，另两家相继拿着个旧的起油、打卷的档案袋来找我们，要求平反。解释了好一顿才失望夹不情愿地走了。潘一家把我们当成了钦差大臣的等级来招待。我只问了一句大兴安岭里面什么样，第二天老二就带着我们进山打猎、采山珍。之前，我心目中的大兴安岭，又高又险，可是，老二带着我们走了近两个多小时，感觉上一直在走来路，往前看，仍然是一马平川，一问，我们已经在岭上了，因为是岭不是山，就是走上一整天，感觉仍然是平地。大兴安岭给我的第二印象就是富裕，遍地都是木耳和蘑菇，而且这些珍贵的木耳、蘑菇老二竟然不让我采，因为我们要采的不是这些便宜的东西，而是原蘑、榛蘑、猴头蘑，如果采这些，回走时就拿不动了。我开始是怀疑他的说法的，但返程时我才服了他的安排。我们三个人带回了近一百五十近原蘑、榛蘑、猴头蘑（后来才知道叫猴头菇），两只野鸡一只山兔子一对飞龙，我还吃了一路的榛子。
在潘家住了两宿一天，我们返程了，把来时的程序倒过来，老二送我们去场部，我们乘我家自豪感。再有一个月，潘家老二就来接班了，这件事真的有我的功劳在里面。从档案的审阅、报告起草，到找到潘的地址，以及最后的落实政策，都有我的参入，好多环节是我在主张。然而，事情的发展使我的自豪变成了愧疚！
一个月后老二来了，我本以为他会延续之前我在他家时，父母决定让他接班时的兴高采烈，然而他却一脸失望。上班一个月后，我知道了他报到时的失望原因。有一天他找我说想求我点事，问我晚上能不能去他宿舍一趟。当我晚上来到他的宿舍时，他带着哭腔地跟我说：“x哥，来到这儿，我觉得只有你跟我亲，这一个月你从生活到工作处处都在照顾我，在我心里已把你当亲哥，所以有事只能求你，别人也求不着！是吧？”“对！对！这就对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只要我能办到，我绝不让你失望！”“x哥，咱们单位在大连还有分场什么的吗？”“没有，整个单位都在这了。”“可是，我……我之前以为我爸的单位是在大连呢！”最后才弄明白，原来他父亲潘一直跟他们说，他过去曾在大连某单位工作过，所以他一直认为他接班了会到大连，因此才高兴的差点一高窜房顶上去。可来了一看，这地方就是农村，还穷，那那都不如他们大兴安岭好。本想进大连，却来到这还不如家好的穷地方，他想回家不在这干了。这可怎么办，本以为接班当工人是个好事，可给他的实际感受却还不如家。我只能先安抚他，并答应他把他的情况向上级反映，看上级领导能不能拿出个解决为法。
我当天晚上就把情况向时任场长和书记电话做了汇报，第二天他们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详细了解了具体情况，最后决定由我去公司把情况向主简副经理汇报。汇报的结果是由公司将其调到大连近郊的另一个采石场。听了这个决定，我的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当我欢欢喜喜地把兴高采烈的老二送到那个单位时，别说老二了，连我都没啥话可说，因为这里虽说离大连市区很近，可它却是个地道的农村，而且想进大连，交通极不方便。没办法，我只能再向公司领导反应。这回，公司通过大连分局让其调至列车段，当上了跑黑龙江省的列车的列车员。老二心满意足了，工作也特别卖力，竟然在列车运行当中，打开车门将车厢里扫出的垃圾往车外扫。正赶上会车，他被吸了出去。我到现场处理后事时，最完整的是1条腿。
怎么办，我怎么向潘叔交待？我离开潘叔家时潘叔就一再交待，让我照顾老二，说他出生在大兴安岭，从未走出过兴安岭。老二来接班时还带来了潘叔的亲笔信，信中提到了他与我父亲的交情和他对我的好感，而且给我带来了能装半麻袋的各种山珍，难道我就是这样照顾他最优秀的儿子吗？！
处理老二的后事时我就担心公司会让我带上老二的骨灰去潘叔那里报丧，因为我是不二人选。果不其然，公司指派我与另一位老同事一起前往潘家报丧，送抚恤金，同时征询下一个接班人的人选。死逼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北上。
到了潘家我才知道，潘家的倒霉事不止老二一件，原来的老大也刚死不久。当精神头骤减、看上去突然老了十年的潘叔把事情经过学给我听时，我的心就如在热油里煎一样。我实在没办法把这事视为与已无关，在我的心里，潘叔两个儿子的死都是我造的孽。人家本来在这里过的好好的，我非得点灯熬油的从那五百多页的档案中找到他无罪恶的证据，又绞尽脑汁地写什么报告、找什么地址，再千里迢迢的跑去诺敏河农场，还搭上自己的一双凉鞋（第一次去时正是雨季，那里的雨天路面就象摊了一层三、五厘米的黑胶，一脚下去，脚出来了，鞋还在泥里，没走上一里地，我的凉鞋就帮底分家了！）难道为的就是这个结果，我真找个没人的地方抽自己几个脸蛋子。
老二去接班之后，老大的媳妇天天骂自己的男人，说他窝囊，狗屁不是，就知道干活，却没得到父母的认可，有了好事也不给他这个干的最多的儿子，还不如死了。老大话少憨厚，是那种三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