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样的文字,钟国龙的心和兄弟几个一样,揪的慌,对于这段发生在不到二十前的历史,他们是不清楚的,或许是驻地在边疆的原由吧,他们了解最多的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初的对印自卫反击战。记得还在威猛雄狮团新兵那一年,就听到指导员说过,当年,侦察连做为尖刀连,打的全连就剩下一个吹是班长。
看到书房内低头沉默不语的四个小伙子,王毅雄清晰的感受道,或许这些东西给他们的震撼太大,但历史不能歪曲遗忘,在很多年前,自己和自己战士们比他们更年轻,在战场上确抱着必死的信念,突击敌高地。想着这些,王毅雄从抽屉中拿出一张光盘,上面写着几个字:《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
几人走到客厅,江铁军很长眼色的打开电视和dvd的托盘,王毅雄点点头,让他们坐在沙发上,把碟片放进dvd,沉声说道:“这盘碟片是当年随队战地记者李玉谦自费拍摄的,今天,我就带着你们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来回顾历史。”
钟国龙、陈利华、刘强、江铁军没有说话,眼睛瞪着大大的看着电视屏幕,唐秀兰提着水壶给每人添上一杯茶后摇摇头,走回卧室。
淡淡的月光撒进屋子里,王毅雄又回忆起了当年中越边境的中秋月亮:“很大很大,离我们很近,回来以后再没看到那样的好月亮。”
“任何人不准拉历史!”高俊忠红着眼睛举起酒杯:“我受不了啦,老领导。你再说,我哭。”
马军走过去拍拍高俊忠。半醉的高俊忠大声对王毅雄说:“我一辈子不喜欢小个子,但是我服你的气!这么多年啦,不会作假!”一会儿又转向李玉谦敬酒:“我俩在前线,睡过一个被窝。”
李玉谦举杯,一口闷下。饭桌旁,他的摄像机静静纪录。
当年,成为战地记者时,李玉谦23岁。那是中越战争第六年。
那时,彭丽媛以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走红大江南北,要去老山前线慰问演出。作为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的记者,李玉谦被派去拍摄彭丽媛。
李玉谦很激动,终于要去前线了。14岁初中毕业,他就和家里闹着要参军,爸妈觉得年纪太小。不让去。1978年,16岁高中毕业,他虚报两岁,终于成功入伍。几年后。成了部队里的电视记者。
他不想舞团离开前线时,李玉谦把拍好的录相带和写好的解说词塞给其他两位记者。托他们带回去。他要留在这里。日记里写着:“我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情折磨着,我在积蓄自身的力,我要歌颂威武的英雄”。
这一留就是3个月。李玉谦扛着摄像机,怀里揣着临行前专门带上的古代边塞诗集,走遍前线各部队。常常经过炮火封锁区,没有人知道炮弹会在什么时候落在哪里。恐惧无时不在。
战士们流行送的珍贵礼物是从自己身体里取出的沾血弹片。李玉谦收到几个,小心翼翼地收好。弹片的每个边缘都非常锋利,手轻轻一碰就划个口子。
跑了两个月后,1985年11月,李玉谦停在了济南军区某集团军199师596团“双大功七连”。
这支曾有辉煌战功的部队将要发起一次反击。战斗之后,这些最小年龄不满17岁、最大年龄24岁的战士肯定会有牺牲和伤残。李玉谦住进战士的帐篷,常找战士挤一个被窝。
镜头细细扫过,李玉谦想,我要拍下每一个战士。每一个。
luǒ_tǐ战争
李玉谦到来时,18岁的马军正好参军一年。来前线8个月。
从小跟爷爷练茶拳的马军报名参军时没想过会打仗。他想象中的当兵,只是背着枪执勤,神秘又神气。
本来应该3个月的新兵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轮战的命令下来,新兵被提前分到连队。马军没觉得害怕,甚至有点高兴,“要打仗了,就不必每天这样训练受罪。”可实际上,接到轮战命令后,训练强度更大了。
和所有男孩一样,马军从小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在银幕上,打仗很荣耀,一点也不恐怖,现实中看起来也是。去前线的火车站台上,常站着欢送的人群,唱着雄壮的战歌,还有女中学生送水慰问,甚至请战士签名。那感觉神圣而荣耀。
作为唯一的儿子,马军没敢和家里说去打仗。到了云南,部队给每个战士家发一封信。马军的妈妈开始成夜失眠,一个星期睡不了一个整夜,白天困了眯十分钟。
几千里外的马军也睡不着,刚上阵地的人都这样。第一个星期最难熬,有人抱着枪,用嘴巴抵着枪口睡着了,下面不小心一碰,子弹穿了头。大家渐渐摸着了规律--怕静不怕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要是静悄悄的,就不敢睡,怕人猫上来,怕当俘虏。”
哪里都是地雷,每条路都要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子,偏离“一个火柴盒的距离”,都有腿被炸飞。
其实这儿很美,猴子荡在树间,鸟儿叽喳唱歌,有时云雾环绕着山峰,仅露出山顶,“像人间仙境一样。”坐在晚霞下看着对面的村庄,是那样的安静。有人坐在阵地上想:如果不打仗,该有多好。
云南边陲不分春夏秋冬,只分雨季和旱季。雨季时穿不住衣服,只能赤条条,被称作luǒ_tǐ战争,因湿度大,皮肤极易溃烂,穿衣服一揭,肉都会带起来。雨季泥水漫到腰,泥里还混着旱季时埋得深没踩响的地雷。交通困难,食物很难运上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