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意见也并不统一，但总体上均持谨慎态度。
譬如：
时任的乔木在给粤东省委的批示里写道：“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里的批示则是：“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
接到来自高层的批示后，时任粤东省高官的仲夷和分管农业的省领导瑞芝经过商量，决定由瑞芝组织人到高要县调查。
4月22日，粤东省委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带来好处。认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二十几年后，经济学家郑炎潮2004年接受访谈时曾忆及粤东省委为了使“雇工”合法化所做的努力。
1982年，郑炎潮当时是华南师大研究生部的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当时他在粤东做了大量调研，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
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
经过研究，郑炎潮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体经济，但叫什么呢？
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但这个概念很敏感。
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他，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他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
当时他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
郑炎潮将毕业论文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一章用信件单独寄给粤东省委第一书记仲夷。
在看到郑炎潮的论文之后，仲夷亲自约见了郑炎潮。
仲夷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陈志雄的争论还没有结束，42岁的芜湖商贩年广久又进入了争论的视野1979年年底，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已经小有名气，“雇工”则达到了12人。按照“七上八下”的理论，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傻子”无意中成为了理论上的“资本家”。
“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在政府官员中也广为流传。流传归流传，却也没有人来禁止他的经营行为。
中央高层也在关注着“雇工”问题。
月22日，平公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此言一出，年广久和陈志雄等人顺利从理论上摆脱了“资本家”的命运，获得了生存空间。
而在平公1984年说“放两年再看”的意见之前，**中央已于1983年1月对社会上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行为有了明确的说法，即所谓的“三不”原则：
“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
原来的李建华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人，他不会提前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种争论。
后世的高建军是位八零后，生活在信息时代，可以通过网络查阅各种资料。
高建军对自己出生之前，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社会发生的哪些变化，特络的时候，搜集了很多相关方面的资料，存在了电脑中，之后一直存着。
有些资料，高建华仔细看过，有些资料只是浏览一遍，更多的资料下载后，看都没看几眼。
随着的时间的推移，高建军脑海中对这些资料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完全忘记了，毕竟他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没有切身体会。
得到储物戒指之后不久，高建华买了新电脑，把老电脑里存放的东西拷贝到了新电脑中，之后，这台新电脑一直存放在储物空间中，从未拿出来使用过。
高建华被车撞挂了，新生的李建华出现了。
新生的李建华脑子中根本没有“七上八下”标准的记忆，但是，去年七月份，他就从储物空间戒指取出的笔记本电脑中看到这方面的资料。
李建华很年轻，有理想，有抱负，浏览到这些资料，觉得对自己有用，仔细研究一番。
显然，研究这些资料，对李建华完善人生事业规划是有用处的。
计划赶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