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里人满为患，每场讲经、辩议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辩论经文的时候，很多儒士为了吸引大儒们的注意力，都费尽心思提出一些尖锐、新奇的问题。
“昨天，有位千里迢迢来自颖川的儒生，突然指责郑玄大师在注经的时候，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违背了师法、家法，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朱穆说道，“郑玄大师初从第五元先大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拜张恭祖大师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在马融大师门下又受业多年，属于古文经学派。而他注经的时候，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由此可见他的确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更不遵守师法、家法那一套……”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李玮突然一跃而起，冲着朱穆、丁立大声叫道，“快，快去把郗虑、赵松两位大人请来，快……”
本朝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皆赖口授，所以一般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由此形成了师法和家法。
孝武皇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故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了权威，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就叫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又别为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便成家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各自为家，这样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当然了，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一家之言。
朝廷规定，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背师法家法者则罢用。
师法要追溯渊源的，家法则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一来，“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之言，一家又有若干学说，大家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所以经学的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突出弊病。
几百年来，本朝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了一百余万字。章句的繁多，使儒家经学走上繁琐的道路。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光武皇帝朝的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达四十万言，朱普之解三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
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有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因为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于烛下。博士以章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命。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万字，但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光武皇帝曾命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也没有议出结果来。
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为什么？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而章句之牢不可破，也是因为它和仕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师法、家法在戳纬成为显学，大行其道之后，儒生们在戳纬的影响下，逐渐很少有人坚守一家一派之说了，大多兼治今、古文经学。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儒生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不惜牵强附会，以合己说，致使经文章句更加难懂，并导致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后，一则师法、家法渐渐废弃，二则章句大量删简，有利于经学的传授和儒学的发展，所以其很快成为“天下所宗”之儒学。但今、古文经学两派并不甘于退出官学，他们时时刻刻打算击败新经。
郗虑、赵松匆匆而至。
“现在有一个巩固新经地位，彻底击败今、古文经学，让儒学迅速发展的机会。”李玮笑着说道，“两位大人是否愿意把握住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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