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劭到了晋阳后，迫于北疆人才的缺乏，和赵岐、蔡邕、王剪等声名显赫的硕儒再次推行乡评，希望发现更多的人才。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乡评和察举相结合的选拔办法非常有效。许多因遭受黄巾劫难而变得一无所有，和流民一起逃到北疆的寒门士子就是这样被发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疆人才极度缺乏的危机。
张温、卢植等人借鉴了许劭的成功经验，随即决定用乡评和察举制相结合的办法来纠正察举制度的弊端。但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遏制了门阀世族对权柄的垄断，所以这种可以在北疆成功实施的制度，却在冀州遭到了极大的阻力。
参予改制讨论的崔烈、杨奇、陈纪、王泽、郭蕴、卫固、张范、黄岳、马丰等诸多门阀大吏异口同声表示了反对。
崔烈是冀州崔氏门阀的人，杨奇是关西杨氏门阀的人，陈纪是颖川陈氏门阀的人，王泽是太原王氏门阀的人，郭蕴是太原郭氏门阀的人，名震天下的党人郭泰郭林宗就是他家的人。卫固是河东卫阀的人，张范家是河内的世家，黄岳家是荆州江夏的，其叔父是黄琬，曾祖是黄琼，一个比一个有名。马丰是关中门阀的后人，马日磾的侄孙。
这么多赫赫有名的世家子弟一起提出异议，其声势非常大。他们认为过去有乡评存在并且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党人用来反抗奸阉的一种手段，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的确非常有效果。现在奸阉不在了，天子和朝廷被奸侫挟持，大家都是为了振兴社稷而努力，还搞乡评干什么？毕竟乡评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舆论，这对社稷的稳定没有好处。
双方的观点分歧太大，争吵也在所难免。
选拔制度直接关系到社稷的中兴，国策的持续、正确的执行，所以，卢植等人拒不让步。
在长公主起程到冀州的时候，李玮曾急书李弘，其中也提到了改制的事。
在他看来，改制才能兴国，这是无可非议的事。至于怎么改，那谁都不知道，要摸索着前进。因此他恳求李弘，只要是有利于拯救和振兴社稷，能帮助百姓吃饱穿暖的改制，都坚决支持。改制成功了，大汉和百姓都受益，失败了，再改。总有办法中兴社稷，有办法让百姓吃饱穿暖。前人能做的事，我们也一定能成功。
李玮对乡评和察举相结合的选拔办法持肯定态度。
在本朝，门阀世族，鸿儒和名士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常常按品级来划定。然后士人就按这个品级来出仕，这已成为本朝惯例，也可以说是一种选士制度。这种以品级论人的办法，说起来还是起源于班固大师。班固大师在其《汉书》中的《古今年表》上，大力宣扬性三品的观点，他在表中把人性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品，而在每一品中又分为三等，这种评价人物的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延续到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乡评实际上就是门阀世家按照被品评人物的权势与财富实力，再参据其人品才干，将士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依次分享做官的权力。比如许劭曾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曹操不是出身显赫的官宦世家，而是出身于破落的小吏之家，许劭绝对不会说同样的话。
同样，“月旦评”之所以名著天下，不是因为许劭、许靖的眼光好，学问比别人大，而是因为“月旦评”的背后是许阀。得到月旦评的肯定，也就等于得到了许阀的肯定，被评之士的仕途当然一帆风顺了。
这种乡评对选拔人才，尤其是寒门士子还是非常有好处。比如我，我既无家世又无钱财，只有一个身居高位的老师。如果没有碰到大将军，我终其一生，大概也就是个府衙小吏而已。但如果我能被许劭先生品评一番，估计就能鲤鱼跃龙门，身价大涨了。再比如前司徒大人许相的儿子许大麻子，此人恶迹斑斑，如果被乡评说的一无是处，估计许相也不好意思把这个儿子拿出来丢人现眼。袁术也是一样。此人在京城时就有“路中悍鬼袁长水”的外号，如果他早年被许劭一顿恶评，估计现在也没有出头之日。
乡评的选拔很公开，很透明，这和察举制的不公开，不透明区别很大，但乡评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门阀世家有权有势，他们本身又参予其中，可以随时把乡评的影响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袁术、许大麻子这种人也不会走上仕途了。
李玮认为，当前天子和朝廷被挟持关中，各地州郡拥兵自重，察举制无形中已被搁弃，而我们又极度缺乏可用之才，所以通过乡评和察举相结合的办法选拔人才已经成了唯一的办法。否则当改制触动门阀富豪的利益时候，新的制度将无法实施，中兴大业将受到严重阻滞。
李玮在书信中一再告诫李弘，迫于当前的紧张形势和即将开始的平叛重任，北疆和冀州两地的军政大吏一定要大力整肃。和大司马、大将府观点分歧严重的僚属，一定要利用晋阳朝廷撤消和国策改制这两次机会，把他们全部剔除出去，以防这些人将来祸乱河北，动摇中兴大业。
但观点不同不代表这些人没有学问，没有才能，大将军可以充分倚恃他们的显赫门第、权势、财富和声望，把他们的兴国安邦的热情引到学术的研习和人才的品评上去，经学和其它各种学术的发展上去。人才的选拔正是中兴大业最为急需，也是目前最为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