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孝武皇帝重用尚书，本意是为了限制相权，提高工作效率。但领尚书事者多为外戚，权势太重，于是又以中书削弱尚书，实际上就是为了削夺外戚权臣的权力，因此这一机构后来受到了外戚权臣的一致反对。到了孝成皇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王莽专政，罢废中书，恢复了权臣领尚书事与三公双轨辅政的制度。
晋阳朝廷重建的时候，因为大臣们对奸阉祸国心有余悸，所以严禁内朝官干政。但长公主主政，形式上“不接公卿”，而尚书虽然主管各项政务，但因为宫、禁有别，一般也很少进入禁中。为了方便长公主行使职权，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和牵制尚书台的权力，特意恢复了中书一职，其官吏多为原长公主府中的亲信。
如果改中书机构为中书监机构，那么官吏必然增多，再放在禁中就不合适，需要搬到宫中。
宫中本有尚书台，两个机构职权接近，又同在宫中，显然也不合适。
增设中书监，是为了削弱和制约李弘的权力，保扩和巩固皇权，所以只能把尚书台搬到宫外去。
尚书台本是中朝机构，搬到宫外后，皇帝总不能天天到宫外议事，那么尚书台随即变成了外朝机构。
这个外朝机构权力很大，又是大司马大将军督领，如果继续让尚书台隶属于少府，显然极为不合适，只能把它从少府中划出来，另外成为一个独立机构，一个处于外朝和中朝之间的独立机构。
尚书**立了，机构庞大了，但职权又和中朝的中书监有重叠之处。增设中书监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保护皇权，尚书台搬出宫中之后，当然无法和中书监争夺皇权了。那么，尚书台还剩下一个权力可以争夺，那就是相权。
尚书台到了外朝，和外朝争夺相权，两个机构互相厮杀，而渔人得利者，正是长公主和长公主控制的皇权。
至此，长公主的目的终于暴露了。
她首先让外朝大臣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相权，然后又不惜牺牲部分皇权来让大将军督领尚书台主掌权柄，并以此来威胁外朝大臣，迫使外朝大臣主动来要求保护皇权。
外朝大臣不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相权，为了防止宦官干政，他们又不敢增加内朝的权力，于是只好把由士人官吏组成的中书搬到宫中做为中朝，增加中书的权力保护皇权。如此一来，尚书台就不得不搬出宫中，并成为一个独立机构。
由大司马大将军督领的尚书台到了外朝后，和外朝平起平坐，由于它控制了一部分国政的决策权，相对于外朝来说有一定的优势，于是两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相权的争夺。
长公主不费吹灰之力控制了中朝和内朝，保护和巩固了皇权，并置身于尚书台和外朝之间的相权争夺大战。
只要皇权稳固了，相权的互相争夺影响不了根本。外朝诸府不执行命令，还有尚书台。尚书台和中朝对着干，还有外朝诸府。如此三者互相牵制、互相制约，朝堂虽然不会风平浪静，但至少相权不会再威胁到皇权了。
至于大可马大将军李弘，处在权力漩涡的中心，即使他有心夺取皇权，那也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现在他首先要联合中朝摆平外朝诸府的羁绊，否则他休想一帆风顺地平定天下。
蔡邕、崔烈、刘和、荀攸四位大臣面无表情地走了，心中的沮丧和愤怒达到了极致，但偏偏又无处发泄。
蔡邕离开前，对站在门口恭恭敬敬地送别自己的长公主看了又看，然后问了一句话，“你真的是我教出的弟子？”
长公主微微一笑，“老师的恩情，弟子终身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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