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情方面遭遇失败，那就向事业方向努力！—————《男人的成败?空尘语录》
日薄西山，火红的夕阳余辉下激烈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
对于交战了一天的双方士兵而言，这短暂的宁静却是格外的弥足珍贵。不过双方的指挥者都十分清楚，这短暂的平静并不意味这结束，而是代表这更加激烈的夜战即将来临。
就像是一场球赛，此时只是中间短暂的中场”休息，或许下一秒更加激烈的战斗将会不期而至。
曾有句话说得很准确，没有什么地方是比战场更适合新兵成长的，而现在也恰恰印证的这句话的正确性。
在战场上，新兵首先要学会的不是如何开枪杀人，而是如何在肆掠的炮火中活下来。任何一次小小的战术动作的失误，就有可能立即葬送掉自己的小命。
当然了，有个好运气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而只有先活下来，经历过残酷的血与火的洗礼，这会能成长为真正的精锐战士。
乘坐吉普车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一路颠簸，李卫东于当天下午17点30分到达海南军设立在宜兴城指挥部。
这里是海南军第二野战军的作战阵地。不同于以攻坚能力强悍著称的第一野战军，海南军第二野战军一向是以“不动如山”，兵势也讲究“合”而“正”。
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日军第五十师团和刚从第四师团。说起日军第四师团，在后世各种传言版本中，可谓是“大名鼎鼎”。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编制。而当时，日军大本营为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的强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顿该师，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第四师师团长，但他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整训两年后，日军第四师团才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再后来，第四师团一系列的败仗更是让“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头衔灌在他们身上。
为什么在日军第四师团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禁风呢？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日本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幕府将军。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
于是，跟将军与诸侯一样，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尽量不死。对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而初次听到对面阵地上是日军第四师团的时候，李卫东还有些愣神。作为一个骨灰级的伪军迷，第四师团的“鼎鼎大名”他还是听过的。
——————————【夜幕降临的分割线】——————————
海南军05号高地，硝烟减弱并不代表着就能放松。
趁着夜幕完全降临之前，海南军战士们必须迅速重修被日军炮灰击毁的防御工事，以及伤员救治和部队换防。
“快...！快...！都动作快点！”海南军9营营长曹德胜半蹲在战壕里大声喊着，他的身旁是屈身跑步前进海南军战士。
“妈的！你小子不想被小鬼子给开瓢，就把脑袋低点！”营长对着一个神态略显木楞的士兵怒吼。
只有一点五米深度的壕沟是不可能让士兵们直身跑步前进。而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日军神枪手开枪击穿脑壳。
阵地战和城市战中，最令人胆寒的其实是“冷”枪，每一次孤单的枪声响起，或许又是那个倒霉家伙为此付出了生命。
当整个换防任务彻底完成，夜幕已经完全将大地笼罩。海南军战士们靠着工事内部尽可能积攒更多的体力，黑夜是日军敢死队最好的掩护，战火将会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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