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既然想不通，黄逍就秉承这一贯的作风，直接开口问道。
“这几天粥场中的办事小吏发现了许多身强力壮的男子，他们担心会有人捣乱，于是就报给和杨彪杨大人，杨大人遂向我们请求援助，我们的探查下才发现，这些人到不是什么化妆后的士兵，不过是并州的一些世家豪门中的佃客、仆童，是奉了他们家中管家的命令，来粥场吃白食的，以减少他们自家的开销。”说到这里，崔璨显然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两手攥的骨节连响，关节苍白。
“嗯？”黄逍双眉紧锁，猛然间又想起了一个被他忽视了很久的问题。
因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中对民法的忽视，使得土地产权的变动几乎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土地兼并是合法的。虽然历代皇帝都知道土地兼并的危害，也曾经经过整治，但却始终没有好的结果。大量的大地主和贵族、官员、世家以巧取豪夺的方式兼并土地，并终形成了以族权为统治基础的团体——世家。而儒家文化也让这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以家为本、家比国重要的理念。一个家族的家臣可以不忠于国，但必须忠于家。一个家臣如果向朝庭荐举家主犯罪，那不叫大义灭亲，那叫卖主求荣。运气好一点的能得到些赏赐，运气差一点的直接会被一起杀掉。打个简单的比方来说，当年的董卓和李儒、牛辅二人的关系也就是家主和家臣的关系，只不过他这个家臣很有能力，不但得到了家主的信任，甚至还因为婚姻而成为了家族地一份子。
这样地家族中。他们的经济能够自给自足，甚至因为乱世而发展出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种武装力量就是被他们用各种兵器武装起来的佃客、仆童。汉末。类似这样的家族，或大或小数不胜数，他们拥有众多的人口，依附其下的农民往往有数百家、上千家，乃至万家，均为他们的私家人口，即佃客、仆童。这些依附于家主地各类农民就叫做荫户。家主与荫户之间就是一种主人与佃客的关系。而佃客形同于农奴他们多数没有户籍，只是家族的私家人口。任凭家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不得征调亦不能干预。
这些人通常是因为土地兼并或收拢流民而聚拢起来的，他们从来不会向官府申报人口，官府也不会有任何的记录。这就是属于被隐匿下来的人口。黄巾暴动之前，大汉的人口有记录地是五千余万，若算上这些被隐匿地，估计能达到近六千余万。单就一个汝南的袁家。不但成就了此时的两大诸侯。还能让他们各自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要知道，历史上袁术进攻兖州的时候，曹操不过五、六万兵，而袁术一下就拉出来二十余万。就算是曹操现也拥有了三十余万军队，可是，称帝时的袁术却有着近五十万军队。虽然大都是乌合之众，而且真正的战兵并没有那么多，可天下的诸侯谁都没有想曹操那样建立起一只全是战兵的军队。而袁绍、袁术起家地力量就源于他们袁家的这些佃客们。
历史上，当三国时代结束之后，这种门阀势力就因为朝中重臣多为世家门阀出身而变得空前膨胀起来。为了保障世家大族的利益，那时的晋武帝甚至规定，允许官吏按官品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佃客、荫户，不纳赋税，承认官僚地主地特权。他颁布了《品官占田荫客令》。规定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荫客五十户。以下依次类推，直到九品官可以占田十顷、荫客一户。另外，还可以荫及九族到三族地亲属。与此同时又颁布《占田令》，规定小自耕农占有的田地数目。虽然《占田荫客之令》并非是鼓励占田。因为世家门阀大量占有农田和劳力是与皇帝争夺土地和劳力资源，与皇权是根本对立地。而晋武帝颁布的这条法令的目的于“以承认换限制”，也就是通常讲的“妥协型”法律。那时候的晋王朝已经无力彻底消灭世家门阀的力量，只能承认现状，同时制定规则，限制这些门阀往大的规模发展，这和公款吃喝难以根除，只好制定“四菜一汤”限制一下是一个道理。同时颁布的《占田令》用意加明显，就是希望重恢复基层小自耕农形态，以获得税源和劳役来源。但是，当这些门阀世家的手中掌握着强大的财力和人力，有了和中央对抗的本钱后，随即而来的“五胡乱华”后的南北朝时代，人口的大量流亡，百姓只有凭借着依靠门阀世家建立的坞堡庄园才能存活下来，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宗主督护制”，并终形成了“上品天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唐朝武则天时代才因为武则天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让对世家门阀大肆打击，再加上随后的黄巢起义的大肆杀戮而渐渐没落。
曹操一生都和世家作斗争的其中一个原因也就是为了这些被隐匿的人口。土地和劳力一直是农业时代的两大生产资源，存着大量荒地的古代，人口有时候比土地重要。有了人口就以为着有了粮食和兵源。而大量隐匿不报的人口一定程度上又威胁到了统治者的统治基础。众多的人口就是一桶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让统治者心中不安。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