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今人将隋炀帝看成历代帝王中的渣滓，认为他比大部分帝王都差得多是不客观地。
正是因为杨广比大部分帝王都能干，都更有志向，所以才会去挑战难度，力图做些大事。
虽然他最终失败了，国亡身死，结局比不做事混日子的那些帝王更惨，但我们仍然应该对他的能力和曾经有过的广远抱负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不是简单地把所有亡国之君都视为李煜、刘禅这样的废物。
杨广并不是志大才疏，他的才能其实不错，只是他的目标过于高远急切，令整个帝国无法负荷罢了。
而杨广亡国前混乱的局势和战乱虽然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不能因此就过分丑化他的道德。
纵观杨广的大半生，所做之事其实大多都围绕着“名垂后世”这个中心来转，今人仅仅因为他在死前几年意志消沉、自暴自弃时有过贪杯享乐、不理国事的行为，就否定他大半生的积极进取，不辞劳苦，还把他丑化为毕生都只知混吃等死的败家子，这无疑是十分不公正地。
杨广后期堕落怠政，尸位素餐，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无疑应该承担领导责任，但我们在谴责他时，不宜上纲上线，而是应该考虑到现实局势的困难和门阀贵族在他试图振作时的阻挠掣肘，做到客观适度。
如果像现在主流舆论那样，一味强调他的荒淫无道，刻意忽视他在绝境下自暴自弃的心理过程，简单地将其不理国事的原因归结为生性懒惰、贪淫**、留连**，就不免成为一种对历史的歪曲
有奶便是娘由于杨广厚待儒生，因此无论民间对他如何评价，当时的大部分儒生仍然认为杨广是圣明天子。
而之所以圣明天子治理下的国家越来越乱，那自然是因为奸臣太多，儒者不能执掌大权，可绝不是因为天子昏聩。
后来天下纷乱，为了避免儒生们为乱党所用，杨广特地又增加了一百二十个秘书省的名额，将一群比较有名的文人高俸供养起来，整日与他们共同研讨如何实现千秋盛世。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这些读书的儒生都是些有奶便叫娘的家伙，根本不懂什么治国平乱的大道理。
他只是想给他们些好处，让他们不要四处煽动人造反罢了。很多儒生一辈子的人生目标便是做官，为了博出头，这些人没有什么事情不肯做，至于做好官坏官，出卖不出卖良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这些人十年寒窗并不白费，从那些圣贤书中虽然学不到什么治国安邦的切实知识，却教会了他们如何能更冠冕堂皇地胡说八道。
学士们拿了朝廷的俸禄，吃人嘴短，自然知恩图报，终日闭着眼睛说瞎话。他们每每上本，不是讴歌盛世，就是奏明哪里又现祥瑞。纷纷扰扰，把许多劝谏隋炀帝爱惜民力，励精图治的忠直之言都给淹没了。
而这些谄媚之词更迎合了隋炀帝最后几年逃避问题，掩耳盗铃的心态，哄得炀帝更加不思振作。
隋亡唐兴，李世民最终摘了桃子，登上帝位，此人同样很注重邀买人心，更把收买笼络儒生当做重中之重，于是他做的坏事儒生从来不提，对他唯有一味大夸特夸。
而对曾经有恩于儒家的前朝皇帝杨广，则奉新主子之意，翻过脸来百般诋毁，于是隋炀帝被全面否定和丑化，这个扭曲的形象源于唐而盛行于后世。自古文人无骨，可以像豢养倡优般养上一群，也可以用焚书坑儒来对付那些不肯被收买的，最终大部分人都会妥协。
少数的硬骨头则扣上一个辱骂老母、私通父妾的罪名，让他们遗臭万年地死去。
而只要狠狠收拾了那几个屈指可数的硬骨头，剩下的人最多也就是敢借古讽今地说几句怪话，只要官吏一瞪眼，他们就会吓得立刻把书拿回去删删改改，打算装作从来没有写过。
而在少数硬骨头被解决掉后，大批豢养的软骨头文人便会称赞上位者的功绩，就算倒行逆施明明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他们也会竭力辩护，说这是国富民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十六、帝国的覆灭与很多人既有的认知不同，杨坚死前看似留下了一片大好局面，实则是一锅快滚的水，壶盖马上就要被积聚的热气崩飞。遇上杨广接手的这种烂摊子后，如果像大部分皇帝般混吃等死，把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放在深宫之内，在女人肚皮上度日，多半还能挺过任期，大隋也估计还能再混个几代。
可如果想做点实事儿，就很容易提前激化矛盾，让门阀这个大隐患爆发而出，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可叹杨广不是那种混日子的庸碌君主，可惜他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虽然堪称有为，但才具终究有限，尚不足以在隐患重重下驾驭纷乱局面，毫不出错地做成大事。
其实大隋亡国真正的核心原因只就三个，一是人口过盛，二是门阀制度，二是三征高句丽。前两者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征辽是杨广自己的主意。至于后世喋喋不休的什么兴造宫室，奢侈浪费，修建大运河等事其实扰民并不大，不是导致亡国的关键因素。
杨广在最后一两年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也是因为大厦将倾，无力回天，那时他即使积极去面对，也已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人口多了，人均耕地不足，本就会出乱子。
而门阀制度对百姓盘剥过重，还加剧了土地兼并和财富两级分化，又不给平民中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