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就是，一方面抑制大户人家对土地的兼并，另一方面鼓励和扶持农户继续开垦荒地。多年之后。天下粮仓丰实，人口户籍倍增。
武皇认识到，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因此。天下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
君主行天下事，常以利弊定取舍，然世事演变，此起彼伏，是谓天无长势。
时无定数，必明变通之理，取舍之道，察天时地利，该保留的且保留，该放弃的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兴利除弊，方可济世安民。租庸调制自唐初以来，已经推行数十年。
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其自身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是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只能由后人来解决。
随着天下安定，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三百八十万户进一步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人口骤增，土地紧缺问题加剧，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其他问题，这是后人必须直接面对的现实，
如果一味地死守成规不放，而不能有任何的变通。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造成天下更大的不安。
多年的治国生涯，武皇已经体会到，任何一项举措。都不可能至善至美，有其利必有其弊，为政者在于权衡利弊，择善而为。
武皇始终牵挂农事，无不为农事担忧，一旦天下灾害频发。就要召集文武百官，检讨时政过失，还多次委派朝廷官员到各地辰灾，并安抚百姓，寻找治理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民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长寿元年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安西四镇。捷报传来，武皇大喜，随之敕令，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用兵三万人镇守。王孝杰以军功拜左卫大将军。
边境安定与否，一直是武皇牵肠挂肚劳心费神的大事。她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是那种国泰民安的环境，也知道百姓最企盼的是安居乐业，而不是徭役厚赋。然边境之患迫使她不得不得不兴师动众，兵戎相见。
大唐开国，以文治武功称天下，政治修明，民力富厚，国势甚威。秉承先祖遗风，国家尚武之风甚盛，文官武夫，无不以军功勋爵为荣耀。
太宗贞观十年，国家推行府兵制，天下十道，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个，寓兵于农，无事耕于农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农家弟子加入府兵，既健全了国家武装，也为一些农家弟子开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太宗在位期间，国势渐强，四夷降服，来朝进贡称臣者甚众，求学、经商者更是络绎不绝。
其时所举战事，多为平息夷争，或朝廷派兵，或以夷制夷，更多为两者兼用。
贞观十九年，为解新罗之虞，太宗李世民就亲御六军伐高丽。先帝高宗继位不久，时局变化，府兵渐衰，四夷又起。
高宗先后调兵遣将平西域、百济、回纥，特别是平高句丽，完成了太宗未能完成的事业。给事中刘仁轨以文官之身出征，老将李勣，名将薛仁贵，连年征战。
他们均以勇武善战、战功卓著而驰名天下。战事频发于安西四镇，几经反复，形成多年征战局面。
早在永徽元年，高宗视其多年相安无事，即罢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也迁回西州，原本在于“不欲广地，务其安人”。
不料在显庆二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朝廷不得不举兵平息，次年，安西都护府只得又迁回龟兹城，四镇随之恢复。咸亨元年四月，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四镇再罢。
调露元年，在西州都督崔知辩、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的反叛后，重置安西四镇，朝廷对西域的统治再次恢复。
吐蕃对此很不甘心，于垂拱三年进军西域，攻克安西四镇后，挥兵东入，前锋直达敦煌；又受封阿史那馁子为西突厥可汗，兴兵犯唐。永隆元年七月，吐蕃再次进犯。
被提为武卫将军的黑齿常之在河源将其击败。高宗、武后再提他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他在河源一带屯田，并建烽火台戌所70余座，以防吐蕃。
长寿元年，西州都督唐休璟上表朝廷，请求发兵抵御吐蕃，收复四镇。
此时吐蕃内部发生变化。赞普都松芒波杰为加强君权。除掉权重一时的噶尔家族，以“反叛”的罪名杀掉重臣噶尔.赞辗恭顿。
此为噶尔家族在吐蕃王朝全面失势的信号。手握大权的大论噶尔.钦陵闻讯后十分恐慌，准备再建战功，以求保身。噶尔.钦陵其弟噶尔.赞婆率大军取道临洮。进攻河西，企图切断唐朝与西域的联系通道，然后再夺取西域。
武皇抓住吐蕃内争的有利时机，重新加强边防部署，策划新的大规模反攻。
为了保证作战能顺利进行。武皇大胆启用了久在吐蕃，熟谙吐蕃军情的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附唐的原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忠节联兵，率众讨伐吐蕃。
十月，王孝杰率兵从西州出发，大破受吐蕃册封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馁子。吐蕃军在噶尔.钦陵率领下前往救援，也被王孝杰击退。
随后，王孝杰率唐军转战数千里，直至于阗等地，大破吐蕃。二十五日。王孝杰乘胜一举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