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才者得天下！”武皇对狄仁杰的见解大为赞同：“古人言，‘国有贤士而不用，非士之过，有国者之耻’。
朕自执政以来。就把广招贤才看成治国之本，天子之责，力求除旧布新，创殿试。设武举，拟试用，举天下之贤，得股肱之才。然有大臣言朕用人过宽过滥，不知狄国老有何见解？”
多年的从政经历和以他对武皇秉性的熟悉，狄仁杰清楚认识到。武皇执政，既没有太宗李世民时代“太原元从功臣”，
又不能名正言顺地放心使用朝廷旧臣，武皇所使用的只能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微贱之士。自恃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武皇当然清楚，治国之道，首在用人。
武周王朝毕竟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需要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王朝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因而她必须打破常规，广选天下人才，形成与武周王朝巩固和发展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才队伍。
正因为如此，才有载初元年，上万考生云集神都的壮举；才有制科取士，武皇亲自下诏，亲自主持，亲发策问，直接选拔贤才，开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
狄仁杰稍作考虑后回答道：“陛下广开选才之门，广纳天下之才，以人才举国，行天子大道，天下为之振奋。”考虑到现在朝廷内外确有冗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进而言道，“然朝廷应以事设人，不可以人浮于事，多余官员应予裁汰，以利于激励官员勤政，提高执事效率，进而减轻国家负担。”
武皇道：“狄国老言之有理，减员裁冗之事朕已着手办理。朕历来认为，治国安邦，
务求真才实学，也容不得滥竽充数。”为了表明自己选才用才的意向，武皇进而说道，“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
而我朝一些大臣对选人、用人始终抱有世俗的偏见，他们以豪门士族自居，对寒门庶几动辄以非难，这是朕最不能容忍的！”狄仁杰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对于唯门阀是举、排斥庶几的做法历来反对，故对武皇之言颇有同感。
但他知道，经过武皇历年的清肃和矫正，这种现象和行为几乎不复存在，
武皇在这里只是发泄一下对过去的不满而已。同时在选才用人标准上，狄仁杰看重的是德。早在调露元年，左司郎王本立仗恃受到高宗的宠爱，
横行霸道，朝廷官员都对他畏惧。时任侍御史的狄仁杰，揭发他作奸犯法的罪行，请求交付司法处理。皇帝李治却特别对他原谅，
狄仁杰毫不退让，对皇帝道：“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会没有王本立这种人!陛下为什么如此爱惜一个罪犯，宁愿破坏法律？
陛下一定要扭曲事实赦免王本立，请把我流放到没有人迹的蛮荒，作为忠贞人士警惕。”
皇帝李治让步，王本立由此被判刑，于是政治一片肃穆。与狄仁杰不同的是，武皇更看重才，甚至不分良莠，也不考虑实际需要，以至于选材之门一经洞开，
一些投机钻营者乘隙而入，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扰乱了朝政、败坏了朝纲，
大臣们的意见主要集中于此。看来武皇对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完全看清，还一味地沉浸和陶醉在自己选才用才的壮举上，
作为朝中重臣，自己有责任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进言道：“陛下用人不计门第，不欺无名，不避仇怨，大批有用之才脱颖而出，实为我朝之大幸。
然而，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君子不以言举人。对于那些投陛下所好、沽名钓誉者不可迁就，更不可委以重用！”武皇不以为然：“行则用之，不行则废，乃朕之一贯做法。狄国老大可不必为此忧虑。”
为避免现在已经出现的事后滥杀悲剧的重演，狄仁杰进而规劝道：“与其事后纠正，不如事前严格筛选。”武皇不想就此再费更多口舌，现实之中，有些事情言之容易，做之则难，举国选才，难免鱼目混珠。事前筛选固然是好，事后清理也不足为过。
选人用人一直是武皇的重大策略，有着比狄仁杰更为深远的考虑。
她之所以不怕用人过滥，是她认为，只有广泛选才，才能挑选更多有用之才。
同时，更重要的是，她还需要有数量上的优势，也就是为朝廷为自己贮备更多的人才，用以壮大自己的势力。那样，作为有效的补充，她还可以随时清除和淘汰那些无用或与己作对的官员。
强势是她的立足之本，立国之基，也是她的性格使然。这种强势不仅仅表现为她自己的精明强干，还在于自己身边有一大批为己所用的精明强干之人。
归根到底，除了智慧和谋略，强势必须有实力做支撑；立国之基，她需要更多的可以由自己来扶持并为自己所利用的新生力量。
尽管泛选难免鱼目混珠，使那些滥竽充数的不屑之徒混迹于朝野，但也只是一时的现象，与她所要实现的宏图大业相比，实不为大过。狄仁杰见武皇自有主见，便不再多言。
狄仁杰知道，像武皇这样的强势君主，有些话点到为此则好，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狄仁杰的明智之处就在于审时度势，遵循的是“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在“能为”与“不能为”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量力而行，有所为，
有所不为，并因此成就了他的“大为”。即使是对待自己的宿敌，他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