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不计前嫌最终安排武氏弟子入朝是在光宅元年武后称制之后，其时，
武周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武后既需要一批能与她同舟共济的人才，也需要有忠于自己的亲信。她可以操纵自己的儿子，
却很难使李氏宗室俯首称臣，而朝廷众多的大臣，能够信任的并不多，即使是自己一手栽培的大臣，能否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也尚无定数。
称制路上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把握，多一份准备就多一份胜数，要成就千秋大业，她从来都不做无准备无把握之事。武氏子弟同武后有着与别人无可替代的血缘关系，
尽管依靠这种血缘关系重新建立信任值得武后怀疑，但在急需用人之时，武后只能通过对武氏子弟的考验来锤炼和使用他们，
武承嗣在很短的时期内两次被贬并最终被启用，虽然有着试探朝臣反响的用意，然武后对武氏子弟期望之心也不言而喻。
武氏子弟认清了前途，也经受了武后的考验，不管其内心有多么的委屈多么的不情愿，但最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埋怨和不满情绪。
其实，武后也早已看清，在现有的格局中，武氏子弟离开自己的扶持，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能够不计前嫌重用他们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恩泽，而对他们的考验就是要恩威并用，在更大程度上展示武后不容置疑的权威。
这种有意识的考验，对武氏弟子特别是武承嗣无论是警示还是鞭策，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武承嗣作为武氏子弟的兄长，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族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他需要忍辱负重，
需要绝对服从武后，更需要有突出的表现和作为。武承嗣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有效地利用姑母武后这一特殊关系，巧妙地把它转化为对武后的真诚服务，发挥了其他大臣难以发挥的作用。而这恰恰是武后乐观其成的。
在分析和观察朝廷大势之后，武承嗣敏锐地认识到“武氏当有天下”，曾经劝说武后革命，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并积极为武后称制造势。
嗣圣元年正月，废中宗为庐陵王，睿宗李旦继位。这年九月，武承嗣建议武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
尽管宰相裴炎等大臣坚决反对。心领神会的武后，仍果断采纳武承嗣建议，封其五代祖为王，立五代祀堂于文水，由此确定武氏家族在皇室中的地位，拉开了武周革命的序幕。垂拱四年五月，
武承嗣让人在一块白石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并以“紫石杂药”巧妙装饰，然后通过雍州人唐同泰献给太后。
见到这块被称之谓出水于洛河的奇石。武后很快就联想到大禹因得洛书而取得治水胜利的那个美丽神话，于是，她不加思辨欣然接受。在一个崇尚天命的时代，
武后需要迎合天下人“天人合一”、“君权神受”之良好愿望，对祥瑞之物有着特殊的爱好，因此，这一奇石就被武皇视为“宝图”，
进而又被称之为“天授圣图”，封洛水神为显圣，加位特进。并立神庙，就水侧置永昌县。
以后，又率文武百官临洛水拜洛受图。武后要的是虚功实做，把一些虚无缥缈的符号演绎成革唐命的变奏曲。有此一举。就有后来的凤凰呈祥、
朱雀临朝，就有万人上书请愿武皇临朝称帝之盛况。武承嗣为武后称帝赢得了声誉，也为自己、为武氏子弟在朝廷争得了一席之地，沸沸扬扬，风头十足。之后，在平息李氏诸王叛乱。追查、清除叛逆余党过程中，
武承嗣还有武三思，更是义无反顾，不遗余力，他同来俊臣等酷吏结为同党，致力于扫清武后改朝称制路上的种种障碍，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天授元年九月，武后改唐为周正式称帝。为确定武氏家族血脉相承之一统，武皇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其先世祖先为皇帝。为奖赏武氏子弟，武皇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
这是武氏家族的荣耀，几乎可以与李氏宗室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武氏子弟在皇室的核心地位
，外戚的名分随此消失。此时的武承嗣早已不是早年那卑微谦恭的武承嗣了，他踌躇满志且锋芒毕露，把贪婪的目光直接瞄准皇储宝座，企图把大臣的角色演变成皇嗣，组织力量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然而，
他过于自信却又低估了朝臣的力量，岂知朝臣所要维持和最后坚守的那块领地，是由纲常lún_lǐ建立起来的堡垒，不是轻而易举能够摧毁的，纵然是武皇，
在一定的情况下也要做出妥协，或者通过折中的办法求得某种平衡，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与大臣直接对抗；
妥协的策略就在于避其锋芒，等待时机。武承嗣不懂这一切，还在一味地给武皇施加影响和压力。
殊不知，武承嗣他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以牺牲李氏皇室利益为代价，在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最大权益的同时，也在伤害着李氏皇室和一帮大臣，权益的背后积累着来自朝野对他旷日已久的怨恨。
武皇只能再次妥协，这种妥协，虽迫于来自朝野的压力，却也包含着武皇对李氏皇子的母子情怀，更意味着武皇对武氏子弟信任的种种疑虑。
立嗣风波以武承嗣罢相而平息，酷吏年代也因时过境迁而渐行渐远，群臣对武氏王朝也有了更多的认同，
朝廷出现了少有的平静，狄仁杰、吉顼等一批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