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是很有趣的，应该说文采不错，逻辑呢，狗屁不通，怎么说？
第一点：信上说你们野蛮部落通常对君王无义，自古就是这样，如果这样说，李涅礼杀了李过折也不过遵循自昔如此之法，也没犯什么错，何必要唐朝皇帝还特别写信责备他？
第二点：信后面说，“常不自保，谁愿做王？”这句话如果是事实，那李涅礼不就爽死了，因为怕当王会被谋杀，所以没人敢当，没人敢当，那李捏礼不是最高兴吗？这是责备还是鼓励？
然后呢？然后就该干嘛就干嘛呗，唐帝国只会耍嘴皮子而已，也不能怎么办，而且嘴皮子还耍得很烂……
接下来，开元二十四年，张守圭下面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受命讨伐契丹及奚部落，安禄山轻敌冒进，结果大败。张守圭上奏朝廷请命要将安禄山斩首，就在要行刑的时候，没有人劫法场，也不是圣旨到赦免无罪，而是犯人自己喊：“大人你还要不要灭契丹、奚部落，为何杀我安禄山。”奇葩的是，张守圭不杀他了；那么，放他吗？也不是；张守圭竟然将他押解京师，请皇帝发落。
先不谈结果如何，过程就充满问题。首先，张守圭自己身为审判官兼法官，在没有任何新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也没有程序问题或疑问下，怎么可以凭自己的心情来停止行刑？除非你只想吓唬安禄山？其次，既然可以上奏杀安禄山，为何不上奏放安禄山，要押人到京师让皇帝做决定。
我大概可以想出好几种张守圭的可能心态，但不论是哪一种心态，都证明了张守圭作为将领其冒险精神在下降，心思变复杂。
接下来这件事就严重的多，错误也明显的更严重
刚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史书上记载，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大破吐蕃军队于青海湖西。
但奇怪的是，吐蕃从开元十八年跟唐朝和谈以来，双方都没有冲突过，为何会突然传出唐军大胜的消息呢？
原来自从双边和谈后，河西节度使崔希逸派遣使者见吐蕃的大将乞力徐，说：
“贵我两军既然已经和谈，就应该相亲相爱，不需要在边界驻军，妨碍人民畜牧耕田，我建议双方都从边界撤出军队，如何？“
乞力徐回复说：
“您是忠厚之人，我们相信你的为人，不会欺骗我们。可是，我们认为唐国未必会一直把河西的军政大事交付给您（指可能会有调动），而且一旦有奸邪之被挑拨，对我们发动偷袭，准备已经来不及。“
但崔希逸一再要求，乞力徐迫不得已，就跟唐军杀白狗盟誓（为什么是白狗，不懂？）各自撤去守军。
要说这吐蕃，还是比较实诚的，真的依约撤去守军，没有多留一手，所以在此后几年，吐蕃在边界地区的牲畜就大量繁殖，漫山遍野。
吐蕃军既然在东方撤去驻军，于是把兵力调到西方去攻击勃律国（今克什米尔地区），勃律国向唐朝求援，李隆基要求吐蕃撤军，吐蕃不同意，攻破勃律国。
如果针对安史之乱本身，李隆基当然负主要的责任，德淋及自由无涯两位兄台都提到了不少的论证，我也不须再多做说明，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我讲的硬着陆。
那么如果安史之乱没有爆发，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首先是组织的问题，唐朝地方实施州县二级制，中央管理360个州，每个州管理五到六个县，这样的后果是：一、中央无法有效管理地方；二、中央要能有效管理必须往上加一层，但因为军事问题，这一层要有很强的军事管理能力及财政能力，所以就出现了节度使的体制，在节度使体制下，中央的权力必然削弱，权臣割据的可能性增加。
再来谈军事的问题，北魏以来的府兵制无以为继，张说提议募兵，但募兵也带来很大的后遗症，第一：财政负担大幅上升。第二：将领的管理。如果让将领持续带同一批军队，给将领比较大的权力，则将领会拥兵自重，这是皇帝不愿意见到的，如果将领经常轮调，则将不知兵，兵不信任将领，打仗很难取胜，而且唐朝的外患能力均不弱，契丹、突厥、回纥、吐蕃，唐朝一定要维持强大的军力。
第三、财政的问题：均田制随人口增加，经济发达的毁坏，税制需要大幅改革，两税制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两税制需要更分权的组织去执行，才能清楚了解各地的状况与差异，特别是土地买卖与交易的状况，而且经济作物的兴起更加深征税的难度，但唐朝的一级组织数量太多，刺史的评级虽高，能力却不高，中央官员也不愿意来当刺史，也很难形成良好的中央地方论调机制（中央同品级官员远少于地方）
这些问题，也会让唐朝遇到很大的困难，其情况，会有点像宋朝为什么在太平盛世，国君也算贤明的情况下，王安石要提出改革，因为社会碰到很大的问题，王安石改革不成功有他个人因素，但也可以说在那时候的技术条件下，王安石就算做的更好一点也只能带来短暂的成功，无法做的更好了。
所以我说，即使李隆基做得好一点，情况也只会是软着陆，当然软着陆还是比硬着陆好的多。
不过，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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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崔希逸的属下孙诲到京城奏报公事，这个孙诲是功名心热的投机分子，在了解朝廷的状况之后，他认为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