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镐刚被任命为武安节度使时，湖南人对他寄予厚望，但这个时候。南唐派来的特使也来了，把湖南的金银珠宝、奇花异石都运到金陵，同时派官来湖南征收税赋，并且十分苛刻。而此时做为湖南最高长官的边镐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潭州一味地做佛事。这一来，湖南百姓大失所望，都改口管他叫“边和尚”。
边镐军事才能也十分有限，南唐灭楚后。虽然马家势力已被铲除了，但马希萼的旧部刘言仍带着数万人盘踞在朗州（今湖南常德），李璟曾命边镐对其采取措施，但是边镐找来了一些从朗州方面过来的人调查，这些人都说刘言安分守己，没有作乱的迹象。
边镐竟信以为真，不但不对朗州采取行动，连必要的防备都没有去做，结果后周广顺二年（952年）的十月，刘言果然在朗州起兵。派部下王逵、周行逢等率兵攻打潭州（今湖南长沙），仅十余天就打到了潭州城下。
边镐对此毫无防备，只得弃城而逃。他这一走，南唐在湖南的各城守将也纷纷逃走，结果湖南全境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被刘言全部夺了回去。这个时候，距南唐灭楚不过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南唐在短短的几年间，分别向南方两个邻国闽和楚先后开战，机会都非常好，可是战果却一团糟。
不但没能占到便宜，反而是损兵折将。同时因为连年用兵，把李昪留下的那点家底败得一干二净，不得已只得向国内百姓增加税赋，又有大量官员趁机大搞贪污腐败。
李璟为人宽厚。反腐的力度也不强，官员们对他没有顾忌，便开始相互勾结，上下其手，大肆贪墨，把李昪留下的那股清廉之风彻底断送。
国内百姓对此也是极度不满。各方面的矛盾都因这两次战事的失利而激化起来。
到这个时候，李璟才想起来父亲临终时对他说过的话，叫他要“善交邻邦，保住社稷，千万不要去学隋炀帝，自恃强大而擅动兵戈，最终自取灭亡。”
李璟回想起来十分懊悔，这时有人劝他：“愿陛下今后数十年不要再动兵戈，或许国家可以小康。”李璟立刻就说道：“岂止数十年？
朕这一辈子都不想用兵了。”然而，就在湖南事件结束一年多后，后周太祖郭威就去世了，雄心勃勃地周世宗柴荣当上了皇帝，这样就是李璟想不动兵，也是不可能做到了。
南唐和后周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当年郭威率兵赴关中讨伐三镇之叛时（详见五代风云卷），李璟就曾经派兵干涉过。
后来慕容彦超在兖州造反，李璟又派兵在南线策应。这两次南唐出兵的规模虽小，但都属于那种趁火打劫型的，性质还是比较恶劣，所以也让后周方面觉得十分反感。
但这两次交恶，还不是他们之间矛盾的根源，真正造成两国间必有一战的根本原因，是缘于他们在当时政治版图中的特殊地位。
后周做为中原大国，一向以中原正朔自居，有一统天下的主观意愿。
而南唐做为南方第一大国、天下第二强国，同时又一向是以李唐的正统传人自居，也有恢复本朝宗社的强烈愿望。
这两国辖境紧紧相连，东西相接边界长达两千余里，几乎又是一个南北朝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的交战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王朴在《平边策》中，也是把南唐定为了首要的敌人，并指出了战胜南唐的具体手段。
他认为，南唐地域辽阔，在长江的南北两岸，以及淮河的南岸都占有大量的国土，而且这个国家又比较富庶，很难将其一次性地彻底消灭掉，所以应该利用两国拥有大段边界这一特点，不段发兵对其骚扰。
南人柔弱，只要周军一出动，南唐必定要派出大量兵力救援，那么国力自然就会得到消耗，这样反复多次，等南唐的国力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派出大军，一举把它彻底消灭掉。
看得出来，王朴提出得这个战略构想确有其独到之处。因为在这个时候，周军的作战能力要明显强于唐军，所以后周只要是派兵进入南唐，南唐就必须要全力以赴地进行防御，不然就无法对抗周军的进攻。但这样一来，又会大量消耗本国的国力，怎么都是被动。这对于后周来说。确实是个用力少而收功多的绝佳策略，所以它也成为了柴荣对南唐用兵的基本策略。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初一，柴荣正式任命宰相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并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彦超为副部署。率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位将领，出兵攻打南唐。
柴荣此次出兵，把第一个攻击目标定在了寿州（今安徽寿县）。寿州地处江淮平原中部，控扼淮、淝两河流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就在这里。
从地图上看去，如果将后周的都城大梁和南唐的都城金陵连成一条直线的话，寿州几乎就在这条直线之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尽管寿州的位置如此重要，但南唐仍然没有对其给与足够得重视。当时因为淮河每到冬天的枯水期，水位就会大幅下降，最浅的时候，两岸居民可以趟水而过。南唐为了防止中原趁枯水期对其进犯，就常年在淮河南岸驻军，称为“把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