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宋小二子跑进来说街上没有人。向宋继柳给玉兰子挤挤眼，宋小二子提上鸡蛋篮子，两人并肩走了出来。
出了大门，宋小二子到一伤员那里去了，宋继柳到前线去。宋小二子一直跟在哥哥后边，给他放哨。
群众见到宋继柳，就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控诉敌人的罪行，痛骂汉奸中队长，抢走了人民的粮食，诉说汉奸中队长为非作歹的情况。宋继柳兴奋地给大家讲目前的形势和我军在各地的辉煌胜利，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乡亲们听了她的谈话，心里象拨亮的油灯一样明彻，觉得有了主心骨。他们说：“宋继柳，听了你的话，咱们心里更有底了。咱们甚也不怕，拧成一股劲跟敌人干，胜利的日子就来得更快了。”
宋继柳说完向正在攻打的敌人炮楼冲去，一个小队长从其它炮楼跑来，向伪中队长敬礼说：“大哥，还是投降吧，这样起码活着回家呀！我们的那个碉堡的兄弟，都要求投八路，我们就是不下投降的命令，他们也不例外地要投降的。”
“这……好……好吧！传令下去，同时打出白旗……”伪中队长说不下去了。
半小时后，三个炮楼上都挂出了白旗，一百六名伪军举着手走出了据点：韩家湖据点终于被攻克了。接着独立旅连续攻克大小齐庄、丁旺、小屯、丰墩等据点。上林伪军也缴械投降。
七日晚，在连克伪据点的胜利形势下，教导第二旅第四团第三营和老六团一部、滨海军分区骑兵连，先后袭击东西朱埠及董马庄伪据点。朱埠伪军不堪一击，仓皇南逃。骑兵连跟踪追击，俘伪军八十余人，缴枪三十余支。
当追击部队向董马庄围攻时，白塔埠伪军二百余人前来增援，被教导二旅老四团第三营击溃。青口、新浦日伪五千余人，携九二步兵炮两门，向董马庄增援。为避免损失，教导二旅等部转移。反“蚕食”战役胜利结束。
在海陵反“蚕食”战斗中，老四团等部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猛攻猛打，速战速决，只用六、七天时间，就拔除敌伪十六个据点，收复了罗庄以东的羽东、东安、河南、白河四个区，生俘伪军大队长尹玉琢以下六百余人，毙伤敌伪军二百余人，缴长短枪五百四十余支，子弹两万余发及其它军用物资等。
经过这次沉重打击，杨步仁的伪别动队第二、三、四、五大队及伪独立团被消灭殆尽，仅剩下几百人。龟缩董马庄。据守待援。
海陵反“蚕食”战役，获得辉煌胜利，喜讯传开，群情振奋，各地群众杀猪宰羊，慰劳子弟兵。敌占区同胞也欢欣鼓舞，坚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一定会来到。
山东《大众日报》于十一月十五日专门发表题为《庆祝滨海区我军反“蚕食，”大捷》的短评。
十一月中旬，参加反“蚕食”战斗的教导二旅、第五十七军独立旅及海陵县政府、群众团体召开盛大的军民祝捷大会，到会两千余人，教导二旅政委符竹庭、第五十七军独立旅参谋长管松涛、友军第一一一师孙旅长、滨海区抗敌自卫军主任高赞飞等均在会上讲话，热烈庆祝反“蚕食”大捷。十一月十七日，海陵县召开全县士绅名宿座谈会祝贺胜挂利。
杨风鸣因参战有功受大会表彰。
陈士榘在会上发言说：“海陵反‘蚕食’战役，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沂蒙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打击了日伪的‘蚕食’活动，保卫了海陵和滨海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向抗日军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证明了敌人是虚弱的，日本侵略者的兵力分散且严重不足，伪军战斗力薄弱且情绪低落，这是敌人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
“对！”教导二旅政委符竹庭道。
“我们只要抓住敌方这一弱点，选择适当时机，积极开展边缘区、敌占区的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与主力部队相配合，组织有利的战役攻势，给敌人迅猛的打击，任何‘扫荡’和‘蚕食’都一定能被粉碎。”陈士榘道。
当时，由于一一五师刚到山东，根据地狭长且很小，当时形容根据地为“东西一条线、南北一枪传。”也就是说，遇到敌人时根本就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仍按照内战时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
因此，罗荣桓同志就提出了“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开始“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包围圈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包围圈薄弱处,跳出根据地，“翻”到敌人后方去，袭扰敌后方，打乱敌之部署，以达到粉碎敌“扫荡”的目的。
据说，这种战术刚刚提出时，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不理解，因为毛泽东说是“敌进我退”，并没有说过“敌进我进”。
有一次,在总结经验时，罗荣桓将此总结为“敌进我进”，并把这一做法写下来。当时的大众日报社社长陈沂刚看到时，以为罗荣桓是笔误，就将其改为“敌进我退”，罗荣桓看了后，又改了回去，并解释，山东的根据地太小了，又不稳固，无地可退，所以敌人来了，他后方肯定就空虚了，那就到他后方去。
在一九四二年罗荣桓正式提出“翻边战术”后，又在日伪军合围鲁中根据地之际，“翻”到滨海南部，组织了海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