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一群文举生大笑之下，是转头就走，直接朝着皇宫奔去，准备敲响皇宫门前的等闻鼓，告御状，把这事上达天听，让天家来与他们做主，也让天下人知道他们文举生厉害。
“呼～～～”
而见得一众文举生终于离去后，王朝马汉，包括一直躲在后衙等待消息的包拯等人，总算是鬆了一口气，心中一块大石落地，心想总算是把这该死的麻烦给送走了啊。
虽然对于包拯来说，撺掇这群文举生去告御状，而自己这个开封府长官置之不理，也是一桩不小的麻烦，不过比起亲自处理这桩麻烦来，无疑要好上太多了啊。
嘿嘿，这该死的麻烦，就让官家去头疼去吧，毕竟这天下都是你的，你不头疼谁头疼，更何况，这重文轻武的风气也是你们弄出来的，就更应该你们去头疼了啊！
包括一众围观百姓见状，都是兴奋不已，心想这下有更加精彩的热闹可以看了啊，真好，绝对不能错过，料想这事一定会霸佔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的汴梁城头条的，一定得赶快去看看，先睹为快啊。
于是也如潮水般轰然跟了上去，准备一观这场热闹，好掌握第一手的谈资，好在之后跟朋友吹嘘。
………………
说起告御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像是这些年来曾播出的电视剧，特别是如《包青天》、《大宋提刑官》等古代审理案件的电视剧，相信对“击鼓鸣冤”的桥段更是不陌生。
虽然这其中有戏说的成分，让许多人觉得并不真实，但其实，在古代还真有击鼓鸣冤和告御状这种事。
例如在《帝王纪》中就曾提到，上古时期的贤明君主尧舜时就设有“敢谏之鼓”。
任何人有劝谏君主的意见或是蒙受了冤屈都可以击打此鼓公开处理。
至西周时，有明确的史书记载称，周天子居住的宫室正门外就悬着一个“路鼓”，有专门官员负责看守。
若是有百姓击打此鼓，官员必须立即层层通告，冤情若重由周天子亲自处理，不得延误。
后来，百姓击鼓鸣冤所用之鼓就有了专门的名词，也就是本文中的“登闻鼓”。
在晋朝时，也允许申冤无门的百姓直接向朝廷申诉。
从此，这项制度在隋唐之时都一直沿袭，唐律更是规定，若有百姓击打登闻鼓，官员必须受理，否则官员便有罪责。
而根据《续资治通鑒长编》记述，在宋太宗时期，曾发生一件关于登闻鼓的趣事。
某日，京城的登闻鼓被一个名为牟晖的百姓敲响。
宋太祖赵匡胤好久没有听说有人告御状了，以为民间有了莫大的冤情，命人将百姓叫来，准备亲自处理。
结果牟晖见到赵匡胤却说，家里有个下人将一头猪给弄丢了，因此跑来向皇帝抱怨。
赵匡胤听到竟然是如此一个“案件”，无奈之余，却也没有动怒，反而是赏赐了牟晖一千钱，让他再买一头。
处理完百姓的事后，赵匡胤是笑着对宰相说。
“连丢猪之事都来告御状，看来民间没什么冤情啊。”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宋朝百姓“击鼓鸣冤”门槛之低，这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也因此，许多“击鼓鸣冤”的事件、民间故事、包括戏曲多以宋朝为背景，也侧面说明宋朝在这项制度上的实行力度是超过其余朝代的。
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将这一制度沿袭了下来，还专门设置了官员管理。
一旦民间有百姓前来伸冤，任何官员不得阻拦，违者重罚。
若冤情巨大，皇帝需亲自审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同志乃是农民出身，当了皇帝之后依然不忘本，非常的关心农民的生活，而且非常痛恨官员的贪汙**。
所以在洪武18年，他是亲自参与发行了一本《大诰》。
其中就明确记载了如果各地方官员有压迫百姓豆或有贪汙**的事情出现，百姓可以手持这本《大诰》一路到南京城向朱元璋本人告状。
而且只要手持一本《大诰》，百姓就可以畅通无阻。
如果还有各级官员敢阻拦他们，那么这些官员全家都要被处死。
在这样严刑峻法的压力下，各地百姓自然可以比较方便的告状，同时，那些官员们也都战战兢兢，不敢再阻拦了。
当然，朱元璋也会对百姓说的情况进行细緻调查，一旦发现这些老百姓是诬告，他也会严加惩罚，因为“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
因此在朱元璋在位的年代，还真有这么一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群，此人就是江苏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洪武十八年{1384年}，陈寿六因受地方官吏顾英欺压，愤然与亲友一起将顾英捆绑，头顶《大诰》送到南京来向朱元璋告状。
得知消息的朱元璋非常高兴，他是亲自接见了陈寿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朱元璋是下令将顾英打入大牢，而且还特地赏赐了陈寿六二十绽银子{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一万两千块钱}，并免除他们全家三年赋税。
这算是明朝第一个告御状并且成功的平民百姓了。
至于到了明朝中后期，这项规定渐渐变得名存实亡，不太受皇帝重视了。
到了清朝的话，除了晚清时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由于进过许多艺人的宣传加工，所以传播的较为广泛，知名度较高。
而且牵扯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