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有些道士在出宫的时候是不是身上带着东西，特别是那些陕西，四川和云贵一带出身的官员家的供奉们。。
川陕西南的各个省份出身的官员们，在各个衙门里面的地位并不算是太高，川陕西南自然是比不上自古文人辈出地江南，也比不上亲贵故旧很多的北方。在朝中没有什么关系和背景，也就不会做到太大的官职。
现在使用农奴劳动的农垦庄园，蓬勃发展的工商业，还有日进斗金的海贸，都在朝堂上有自己的代言人，不管是北方的那些棉绅还是南方的那些工商业主们，这些人为了朝廷中枢所出台地政策对他们有利，都是十分的舍得花钱。
相对来说，陕西除了西安府。四川除了成都府之外，还真是没有什么工商发达的城市，地方上因为不适合种植棉花之类地经济作物。所以他们的经济结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沿海一带逐渐变得富庶，川陕云贵也没有在这个上面赚到什么便宜，反倒是因为南洋和关外便宜粮食的冲击，每年的收入不管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是缩水了不少。更不用说，沿海地那些手工工场对于川陕云贵这几个省的小作坊毁灭性的冲击。
而且，因为沿海各省对于人手的缺乏，北三省棉绅对于农奴的需要，川陕云贵的劳力还不断地外流，四省的地主乡绅。经济上的支柱产业就是农业，种地就是靠着人力，人不断的向沿海迁徙，种地的人手逐渐的减少，直接就是导致的收入的减少。
所以在朝堂之中，每次都是高喊着祖宗之法不可荒废，此时天下圣人法统崩溃，长此以往必将危及社稷乾坤地。都是川陕云贵的出身的官员，这些人对于把持朝政的那些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侍郎们，怨气极大。
这些官员们的收入可远远的不如其他派系的丰厚，原本也是养不起什么供奉的道士，不过很多人都是被隐讳的点拨过，说是家宅中有个道士，会有很大的好处，许多人都是将信将疑地请来了湖北某地的道观地道士，请来之后，才知道好处是什么。
当年皇帝还是兴献王的时候。他所在的荆楚之地，本就是道教最为繁盛的区域。嘉靖皇帝本人虔诚的信封道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的兴献王府和许多附近的道观都有很深的关系。
兴献王变成嘉靖皇帝的时候，很多道观都是来到了京城走上层的路线，这些可以行走在高官显宦府第中的出家人，传递某些东西特别的方便，而且不容易被发觉。嘉靖一直是在小心翼翼的做着，把那些对保持朝政的那些大臣不满的官员组织起来，而那些内阁六部的官员们则是觉得，天下已经是操持于他们手中，志得意满，已经是大意了。
嘉靖二十年的冬天，江峰收到了来自大明京师的急报：明皇重掌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