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之后进沧州城，洗掠库藏，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事省是唯一的一个，除了税监和官兵，没有死太多的人。
其他的地方就不是那么和平了，地方上的棉绅纷纷的结合起来，各家的庄丁私兵汇集成一团，白莲教居中策应联系，坚决不让税监和官差下乡收税收粮，而且有些过份的直接就是攻打府县。
沧州这里是第一个上报变乱的地方，因为税监已经是死了，上面肯定是要来问罪，而且乱民如此的凶猛，还不如报上去，让上面派兵下来，保自己的平安。其他地方还是在尽力的隐瞒，希望这些事情还只是愚民闹事，能够自己先解决了才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不过这次北三省乡间的变乱和以往的情况并不相同，从前的民乱，多少都有些白莲和各种道门的影子，起因却不是他们，有的是天降大灾，大旱大水，地方上的民众活不下去，只能是到处的流浪，官府又是尽力避免流民的出现，双方起冲突，或者有心人煽动，逐渐的酿成大民乱，几乎是每有大灾的时候，就必有大乱。几千年历史，就有许多朝代的灭亡就是因为这个。
还有的是朝廷压迫和弊政，让承受者政策和弊政的人们苦不堪言，逐渐的积累怨气，这个怨气的积累到了顶点，就必然会忍受不住爆发，这种祸乱也很是常见，比如说刘六刘七的白衣神兵之乱，这个就是因为马政把北三省的农民折腾的困苦不堪，只能是起兵造反。
上面这几种情况，归根到底都是黎民百姓苦不堪言，活不下去了只能是去造反拼命，给自己找一条活路，说白了就是穷苦，穷苦到了极点，加上居心叵测的人来煽动，自然而然的会乱起来。
但是现在的变乱的主体。都不是什么活不下去的，反倒是在府县之中属于最上层的那些地主乡绅，靠着工商地兴盛在这五年之内，势力迅速的膨胀，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土地和人口，地方官的政令只能是在城内好用，出城之后，就只有地方上的大族族长。棉绅们才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了。
在嘉靖皇帝重新掌握政权之后，在朝廷上就有清流谏官进言说道：
“如今天下，名为大明一国。实际上却有万千之国，一府一县之内都有王侯存身，村舍之间亦有亲贵，自称体系，王法不达！”
这其实说的就是地方上现在宗族豪强大户的势力已经是脱离了正常的范畴。府县村舍之中，各种大大小小地商人地主之类的各据一方，在官府的面前形同独立。
其实这名进谏地文官所说的话语，并不是他自己的独创，而是两汉魏晋的时候，都有人跟朝廷说过。意思就是说，地方上的权力太大，太过自主，必然是影响到中央地集权，久之必然生乱。
应对这样的局面，朝廷应该早些拿出强硬的手段，把各种权利收回到自己的手上，清流之言误国。不过这话说的倒是切实。
嘉靖皇帝重掌政权之后，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朝着四处派出税监，收拢地方上地财权，编练大军，用以保持中央对地方上的军事优势，目前来看，赋税粮食不算的流回中枢，保定的威武大营威慑力日渐的加强，一系列新政的效果已经是出来了。
地方上这些形同独立的势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对抗逐渐恢复的中枢力量。实力地相差太过悬殊，胜负没有什么悬念。
在嘉靖皇帝和陆炳等人的计划里面，税监的政策在嘉靖二十三年的时候，就可以结束了，那时候，就可以政治清明，大明中兴，先不说，税监已经是在京师地方上形成了一整套的捞钱体系，根本不是那么容易停下来。还有地方上的形形色色的势力，也和从前大有不同了。
江峰穿越过来之后，一个完全不属于这个时空的人，给这个时代的历史造成了极为巨大的改变，地方上很多势力地膨胀并不是因为对农民的盘剥加剧，而是因为工商地兴盛和对各方面的带动。
比如说棉绅就是因为棉花的涨价，导致武力强横或者是势力大的地主们，去占据更多的土地，控制更多的人口。然后东党对于商人和地主的放纵，形同虚设的税收，让他们更快的膨胀了起来。
因为工商的原因膨胀起来的地方势力，却并不会闭塞和自守
生意，必然是互相的沟通连接，互通有。所谓的各这样的局面面前也是从谈起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棉绅们的彼此之间都是有联盟存在，税监官府触动一家，其余的都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必然会想到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的身上。
反倒是城内的工商户，因为存在的时间很长，彼此之间都是勾心斗角，就和济宁城一样，那么多的大商人，却被税监一个个的收拾破产，毫抵抗之力。
北三省的情况和江南又是不同，江南的工商兴盛本就是传统，赚钱的产业都是集中在城镇之中，那些织工工场和商铺雇佣的都是本地的市民，这些人在工场里面务工已经有多年的传统，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是现实，知道自己是做工赚钱，和工场的主人没有什么人身依附的关系。就算是有那黑心的老板，把人圈在一起，那也是激起怨愤。北三省的利润最大的生意，海贸走私自然不必说，这棉田产棉就是最大的生意了，这等农庄的生产，需要大批的农民耕种。
北方因为几次的民乱，流民迁徙和天灾人祸，壮劳力并不充裕，凡是能留下来的棉绅都是想方设法捞取人口，所以种种的强制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