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不敢擅自作主，奏请咸丰帝，得到指示，愿出钱以求和，但不要签领土割让，也不要表现得对领土太过看重，现在大清疲弱，能拖就拖，最多出到一百万两。两千万两都赔进去了，也不再乎多这一百万两。
海参崴对俄国人太重要了，俄公使打的好主意，先敲诈一大笔，然后再找机会签约，他们才不信大清的改革会成功，俄国本身就是个例子，农奴制改革这么久了，法律也明文规定了，还是很难执行下去。最后，大清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才把调停资费锁定在两百万两。
这一次，大清要一次性支出2700万两额外费用，因太平天国占据了大清半壁江山，原本岁入4000万的朝廷一下子变成了2000万。2000万是个什么概念？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养的60万大军就要耗费2000万，现在南有太平军，北有捻军，而朝廷的财力已经到了极限，根本就拿不出这2200万赔款+500万剿匪合作款。
唐宁召集大臣们商议，有什么办法增加赋税？要没有的话，我可真的为圆明园安排买家了啊！
肃顺等大臣出了一大堆盘剥百姓的方案，全部被否决，一句话：“你们这么干，大清的江山还要不要了？现在只有粤匪和捻匪，像你们这种搞法，很快就出别的匪了。”
最后肃顺终于想出个靠谱的——把给旗人的俸饷减半。旗人就是朝廷养着专门用来打仗的，有点像日本旧时的武士，是职业军人，可是这帮废品根本没用，战斗力还不如自筹资金的团练，如湘军。照唐宁的想法，这些废物应该一分钱不给才对。
除了肃顺这个狠人，别的大臣都强烈反对，真这么干的话，恐怕大清真的要亡国了，当然，某贼酋可能根本不在意这大清。这可不是唐宁的本意，大清固然是浑蛋一个，但是骤然间没了，中国更乱更惨，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来管这份闲事，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否则他现在应该更关注意大利的局势。掌控意大利对他来说更符合利益，也靠谱多了。欧洲人都知道他伦敦公爵大人，大清几乎没人知道他和他的价值，如果他以欧洲资本家的身份出现，恐怕大清这些家伙根本又找到攘夷的借口了。
不管怎么样，唐宁让肃顺去制定一个计划，对旗人减奉一半能弄出多少银子来，全减是不是可能。
不仅让被太上皇软禁的大臣想辙，也让北京的朝臣和各地督府想辙。此时，肃顺向唐宁推荐，一个叫郭松焘的人才可用。此人被肃顺推荐后被咸丰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
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帮办按照潜规则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
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
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
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格氏一边